文︱孙玉良
3月26日，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的聚光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关于农民养老金的发言，意外触动了社会最敏感的神经。郑秉文称农民养老金90%来自财政，上涨应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内蒙古晨报》官方账号刊出这则新闻后，遭到网友疯狂吐槽。有的说“专家的退休金100%来自财政，更要量力而行，不要举债发工资”，有的说“当年农业反哺工业时，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了吗？”……，总之支持这位专家的少，反对这位专家者多。
我是站在广大网民这一边的，我把农民的养老金称为“塞牙缝养老金”，一个月才一二百元，有的农民反映说刚够买降压药的，指着这点钱养老，怎么能实现老有所养呢？相比较而言，城市普通职工的养老金每月三五千元，稍微职务高点的公务员或事业编制人员，达到每月上万元，每月退休金两三万元的高级干部也有不少，他们的养老金难道不是财政的钱吗？不要跟我说都是他们自己交的。退休金高的年年涨不说什么，却盯着农民那一葫芦醋钱说“量力而行”，不遭到吐槽才怪。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家都是共和国公民，追求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公民分出个“三六九等”，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缩小贫富差别才是我们追求的方向，缩小城乡差别才是我们追求的方向，在退休金问题上缩小公民养老金的巨大差距才应该是改革的方向。当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与城镇职工养老金差距达到近20倍时，这场关于养老制度公平性的讨论，已然超越单纯的经济学范畴，直指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追问。
农民养老金制度自2009年建立以来，始终游走于福利津贴与社会保险的模糊地带。在城镇，养老保险遵循"多缴多得"的市场逻辑；在农村，养老保障却蜕变为普惠式的财政转移支付。当城市退休人员养老金连续近20年上调时，农民养老金的年涨幅仍在5-20元区间徘徊。这种制度异化不仅造成待遇鸿沟，更在代际传递中固化城乡二元结构。这种情况折射出中国式社会保障的特有难题——如何在14亿人口规模下实现制度公平。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啊，大家都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啊，我们鼓吹的是集体主义啊，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不应容忍养老金制度成为阶层固化的助推器。
破解困局需要制度创新的勇气。智慧在民间，我看许多网民的思维就比专家的思维高明，比如有的网民说，全国统一发放养老金，就没有如此压力，现在主要是高低不平均，有的拿两三万，有的拿一两百，把高的往下压，把低的提高，基本可以统一实现养老保障； 有的网民说，国家应该统筹差距，设定上限和下限，而不是像现在有的人可能以前都是单位交钱，自己没有交钱，应该设定上限，太多的养老金对于个人也失去了意义，个人根本花不完，变成全家的养老金了。而农村又太低了，200一个月仅能维持最低生活保障，统筹安排，养老金最高上限5000，最低的设定每月最低1000； 有的网民说，有特出贡献的国家可以设立奖励制度，不要反映在养老金上。同样是公民应同样对待，不要分三六九等的基础养老金； 有的网民出主意说，查处贪腐，全部收缴用于农民养老金专项支出。总之网民们的建言献策，都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站在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积极推进、努力作为的立场上，站在逐步缩小农村和城市老年人的养老金差距上看问题的。这样的主意才接地气，比那位高高在上的专家观点受欢迎的多。
德国"农民老年援助金"制度也给我们提供了启示：通过建立专项税收、设定梯度缴费、引入精算平衡，使农民养老金脱离财政依附。中国或可探索土地流转收益证券化，将部分土地增值收益定向注入养老基金，构建财政、集体、个人三方共担的筹资机制。渐进式改革路径中，建立缴费激励机制至关重要。可借鉴日本"国民年金"设计，对超额缴费农民给予财政补贴，将当前"零门槛"领取改为"基础养老金+缴费关联养老金"的混合模式。这种改革既能维系制度普惠性，又能培育参保人的权责意识。
在“共同富裕”的蓝图下，养老金制度不应是冰冷的数字游戏。当一个个农民拿着一二百元的养老金苦笑"刚够买降压药"时，专家们是不是应该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反向思考问题呢？怎么给城市的退休老人涨养老金时就不说“量力而行”了呢，这些具象的人生都在叩问制度的温度。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让每个老人都能体面地老有所养，不管是农村老人还是城市老人。这不是财政报表上的算术题，而是文明社会的道德命题。在公平与效率的天平上，我们需要的是寻求制度正义，这也需要创新，创造性地开拓出一条解决农村老人“老有所养”的新路，而不是居高临下地给农民涨了二三十元还嫌涨多了，要“量力而行”了，否则财政吃紧顶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