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北京摄影报道
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卸下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战袍，开始以剧作家的身份执笔舞台，会迸溅出怎样的创作火花？从故乡高密的茂腔戏台到现代戏剧的中央舞台，莫言正用戏剧语言续写他的文学传奇。
3月29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创造”——莫言戏剧文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研讨会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作协外联部、浙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联合主办。来自中国、墨西哥、英国等地的众多学者、作家、汉学家、文学译者与戏剧界人士齐聚一堂，围绕莫言近年来的戏剧创作展开深度交流对话。话题从莫言的戏剧创作延伸到文学的边界等，既是对莫言文学版图从小说到戏剧扩张的一次系统学术梳理，亦是对当代文学进一步拓展、拥抱更多可能性的集中探索。
莫言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等人出席并致辞。邱华栋提到，在世界文学的发展历程上，曾有很多杰出的小说家同时也是剧作家，如俄罗斯的契诃夫、意大利的皮兰德娄、瑞士的迪伦马特、爱尔兰的贝克特，中国的鲁迅、茅盾、老舍等，莫言也用他的剧作扩充了他的文学世界版图，并且还在不断拓展着这一版图的边界。同时，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剧场的聚光灯是否能真正地聚焦时代和社会，对莫言戏剧作品的探讨也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与契机。
邱华栋致辞
康震表示，从2006年京剧《霸王别姬》摘得首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到2024年话剧《鳄鱼》的全国巡演引发关注热潮，莫言的舞台艺术轨迹恰与新时代中国文化复兴的脉动同频共振，这不仅是他个人创作的突破，更是中国当代文学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一个重要实践。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国际写作中心，10年来，在戏剧文学领域，更多的师生在莫言的带领下对戏剧产生了浓厚兴趣。未来高等院校如何更好地推动人文学科的发展，更好地推动中文创意写作、文学创作与文学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希望我们能从此次研讨会中获得新的启示。
当日下午，还举办了三场主题发言活动。来自文学界、艺术界、理论界与教育界的中外专家学者与作家、艺术家齐聚一堂，围绕文学与戏剧的关系和莫言戏剧创作的文学特质、艺术创新、精神内蕴、时代价值等方面进行交流研讨。三场活动分别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诗人西川和北京大学教授、作家李洱主持。
莫言写戏有何文学意义？
“一个作家对传统的回归”
自2012年获诺奖后，以小说家著称的莫言逐渐将创作重心转向戏剧。2019年他在莎翁故乡立下的“下半生完成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型宣言，通过《锦衣》《我们的荆轲》《霸王别姬》等多部剧作渐次兑现。2024年全国巡演造成轰动的《鳄鱼》，更是让莫言的戏剧世界迎来深度的拓展。
莫言剧作延续其小说中魔幻现实主义的瑰丽想象，恣肆的小说语言洪流转化为具有爆发力的台词，又以戏曲韵律与犀利对白开辟新叙事疆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勇评价说，莫言的戏剧探索绝非简单的文体实验，而是以舞台为手术台，对人性和灵魂进行更直接的叩问。
茅奖作家徐则臣对莫言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来的能量感到叹服，“一个大作家的标识不只是作品数量多，名声威望高，更在于其创作触角的边界广阔。单单在戏剧领域，莫言老师的作品表现出来的题材、风格之多样，也是很多人难以做到的。”作为莫言门下的博士生，徐则臣透露，莫言作为文学老师多次建议自己多写戏剧，“我自己也深有感触：戏剧作品带来的反馈是瞬间的，这种体会对作家的确是很大的鼓舞。现在这个社会，分工很细，作家写作分类也变得很细。莫言老师对戏剧的重视和实践，我觉得是一个大作家对传统的回归。”
当文字化作舞台上的呼吸与泪光，当笔下语言在镁光灯下淬炼成台词，带来的瞬间、即时的艺术共振，是孤独写作难以企及的馈赠。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作协主席、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在莫言的转型案例中洞察到更深层的文化回归，认为莫言正在用戏剧重构他早年的生命经验和童年记忆，让被低估的戏剧文学重获尊严，“莫言不仅是新文学传统之子，他身上还有浓郁驳杂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素养。如今他使用戏剧的方式，重新挖掘自己的生命记忆，梳理自己对历史经典题材的理解，对接广大读者对故事的渴望，这都给我们惊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一度对戏剧有不小的偏见，认为其在文学序列中不高级不入流，莫言的戏剧创作实践则可以让我们重新反思这个问题。”
莫言为什么要写戏？
“茂腔”滋养的戏剧基因
任何转向都有迹可循。莫言对戏剧的痴爱来自童年时代在乡间受到的戏剧熏陶——集市上说的长篇评书，乡村剧团的巡回演出，民间老人们随机的演唱，都带给莫言很大的文化滋润。莫言曾在一次公开演讲时谈到这段经历时，“这种收获当时感受不到，过了许多年之后，当我走上文学之路拿起笔来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才慢慢回忆起当年的场面，才意识到戏曲对于老百姓的业余文化生活的重要性。村子里很多不认识字的老人都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戏文。我爷爷是一个老木匠，他一个字都不认识，但他能把他看过的几十出戏从头背到尾，而且对哪个地方应该敲锣打鼓，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不管是小说还是戏剧，莫言的文学世界都深深扎根在家乡山东高密。
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从山东赶来讲述，故乡的茂腔艺术，为少年莫言种下最初的戏剧火种。20世纪50至70年代正是高密地方戏“茂腔”最繁盛的时期。“莫言是听着茂腔长大的。可以说，茂腔是莫言戏剧的起源。茂腔不仅仅是莫言戏剧的起源，也是莫言思考戏剧本身的一个中介。他希望戏剧创作既要扎根本土，同时也要超越传统和地方，获得一种现代性和世界性。”
生命的滋养储存，几十年后被重新激活。谢有顺提到，一个优秀的作家抵达一定境界之后，都会需要处理自己跟过去和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莫言少年时代不光听戏，还演过戏。戏剧是他非常重要的艺术养分。其实莫言的小说本身就有大量的戏剧因素。在成为剧作家之前，戏剧和小说在莫言那里已经有很深的融合。这一点不管是从《透明的红萝卜》《生死疲劳》，还是《蛙》《檀香刑》都能看出来。这些小说就出现了“幕次”“戏中戏”等戏剧元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发现在小说中的戏中戏，已经盛不下他的戏剧激情，于是开始直接执笔写戏，将记忆里的戏剧文化库存深度盘活。”
谢有顺还提到，一个作家对戏剧的态度，很能体现出作家对读者的态度，以及是否有与更广大读者对话更强烈的渴望。“前段时间王安忆说，小说还是要讲故事。我觉得故事、戏剧的魅力——感性直观让观众当场洒泪，演出成功的现场反馈，对一个作者的“刺激”和震动，确实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达到的。”
苏童与莫言是多年的好友。他在发言中坦言自己从莫言的剧作中感受到与卡夫卡作品一致的东西，“就是那种既有充分的荒诞感但又让人不感到内疚的效果。莫言的小说和戏剧带给我们的审美，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原谅生活的苦难。这是我想要向莫言学习的地方，当然我想学也学不来。”看到莫言从小说到戏剧的转型，苏童坦言自己也受到触动，自问自己是否也可以写戏剧，“我目前给自己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觉得我写不来。但是我倒是脑子里有一个想法，就是动手改编莫言的《红高粱》。我想试试，让余占鳌说吴侬软语与说山东话的九儿对话起来，该是怎样的戏剧效果。”
莫言如何看待戏剧？
文学改编需要二度创作
谈到自己的戏剧创作，莫言说，从写小说到写剧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其实在我这里，戏剧与小说一脉相承。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本身就包含着很多戏剧元素。比如说，中国古典小说的看家本领是白描，塑造人物主要是靠对话和外在动作的描述，很少描摹内心世界。这个特点就让中国的小说跟戏剧很接近。一部长篇小说往往就包含着一部或者几部戏剧的量。”
莫言不光写戏，编戏，也喜欢看戏。29日上午，研讨会开始之前，正走向会场的莫言见到徐则臣，笑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剧我昨天晚上追完了。”上台分享时，他也跟大家分享提到追《北上》的感受，“这个剧写得很好。有人说，剧写得不如小说好。但我觉得，作为一个电视剧作品存在的《北上》，还是很吸引人的。我想其中的原因就是，它具备强烈的戏剧性。很多在生活中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在戏剧中出现就很合理。正所谓无巧不成书。运河上的一条船，花街上的居民，因为种种戏剧性巧合串联起来。而且这个剧的结尾也符合中国乃至世界戏剧的大传统——有情人终成眷属。”
追剧让莫言对戏剧和文学关系有了进一步明晰的思考，“把小说被改编为影视、戏剧作品后，确实是需要二度创作，比如场景转换、增删情节等等。如果完全照搬小说原著去拍成电视剧或者舞台剧，那基本是行不通的。”
莫言就此提到，在短视频与传统文艺形式并存的网络时代，作家需要更新讲故事的方式，将更多的好故事充分表达出来。“我觉得，我们不要把文学的门类划分得太绝对。好的小说应该具备足够的戏剧性，好的戏剧也应当具备不可或缺的文学性。”
莫言写的是什么戏？
以“间离”效果激活传统与现代对话
莫言的戏剧题材、风格多样。有取材于历史题材的《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也有描摹当代人性脆弱的《鳄鱼》。在这些作品中，莫言都运用了现代视角进行重构。比如在《我们的荆轲》中，他剥离了传统叙事中的英雄光环，将荆轲刺秦的动机解构为名利争夺与人性困境的混合体。《霸王别姬》则借楚汉传奇叩问性别议题，虞姬与吕雉的对话被学者称为“东方莎剧的回响”。
《我们的荆轲》
《霸王别姬》
作家李洱评价，莫言用“间离效果”撕破幻象，让观众在历史镜像中看见自己。
谢有顺教授提醒大家注意，莫言写的戏哪怕是古代题材也是现代戏剧，“不管是对个体形象的建构，表现出来的批判能力，都体现出十足的现代精神。”
与莫言合办艺术公众号的《两块砖墨讯》执行主编、书法家王振他谈到，莫言的戏剧，从《霸王别姬》到《鳄鱼》，始终贯穿着两条鲜明的线索：一是对中国民间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比如高密茂腔的基因、《聊斋志异》式的魔幻叙事；二是对现代人性与社会的深刻洞察。他的剧本里，历史人物如荆轲、项羽被重新解构，而《鳄鱼》中的人物形象又折射出当代世界的荒诞与反思。莫言的戏剧创作将民间戏曲的“俗”升华为哲学思考的“雅”，让古典题材承载现代意识。这种“创造性转化”的能力，不仅为戏剧文学提供了新范式，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开辟了路径。“《我们的荆轲》在塞尔维亚引发的共鸣，恰恰证明：根植于本土的故事，完全能以现代艺术语言赢得世界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