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望
人这一生，很难真正的选择。包括我自己，很多选择，都是被动做出来的。因此，我常常觉得不快乐，常常觉得生活操蛋。
我们的不快乐，未必都源自自己内心的想法，而是更多地受到外力的干涉，尤其是父母加七大姑八大姨，共同打出来的组合拳，让许多人二十多岁就考公考编、买房买车、结婚生子，这一套重复的流程，几乎说代代相传。
这并没有错，但是这未免也太千篇一律。
当你老了，当你回忆往事的时候，你不会想起没钱付房租，在成都睡长椅；你不会想起，在长白山上，你曾邂逅一生难忘的女孩；你不会想起，那些孤独寂寞的夜晚，你一个人吹着夏夜的风……
这些的这些，都是一种人生的遗憾。也许你遗憾过，他遗憾过，大家都遗憾过。
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不那么循规蹈矩时，我们似乎很难喜欢上她。前几天，我写吴艳妮，我说我喜欢她的狂。也有好多人表示，对这个人爱不起来。
现在，我要告诉大家，我同样支持北大26岁的黄女士，做食堂阿姨。
很多人为她的选择扼腕叹息，觉得这是对学历与教育资源的浪费。但是只有她自己想得很明白。
她说：“自洽赢过一切体面。”
她说：“在食堂工作的时候，比在互联网大厂更快乐，做食堂阿姨是自己特别特别开心的一段时间了。”
但也许除了她自己外，少有人支持她的决定。
毕竟北大硕士=百万年薪+体制编制+社会地位，怎么能把自己“贱卖”给食堂？
这种想法，这些嘲讽，背后藏着中国社会最深层的困局——我们将“成功”变成了一个封闭的牢笼，每个人都必须按既定轨道行走，否则就是浪费、失败、荒唐。
我们为什么见不得高学历者“低就”？
答案简单，因为中国人的成功观是一座围城。每个孩子从小被灌输一个等式：读书=出人头地=社会认可=人生赢家。
科举的幽灵盘旋千年，化作今天的高考指挥棒，裹挟着每一个寒门学子踏上“知识改变命运”的独木桥。而这座桥的终点，必须是CBD的办公室、体制内的铁饭碗、年薪百万的光鲜生活。否则，寒窗苦读就是笑话，名校文凭就是废纸，人生价值就是一场投资失败。
黄女士的选择，是对这座围城的叛逃。她拒绝成为绩效KPI的奴隶，拒绝让学历成为自我价值的唯一衡量尺，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可她的自由，却成了旁人的不安。
他们害怕。
害怕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奋斗逻辑被推翻，害怕自己为之拼命的体面原来可以不值一提，害怕自己辛辛苦苦挤进精英圈层，到头来发现不过是一场空。
这其实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荒诞：我们口口声声认为的平等，尤其是职业平等，其实根本没有走进中国人的内心。人们依然信奉的是出将入相，成为人上人的这一套野蛮逻辑。
无数人抱怨被KPI压得喘不过气来，抱怨“内卷”毁掉了人的灵气，但当有勇士做出有别于他们的行为时，他们却化成一座大山，企图给别人施压。
这种屠龙少年最终变成施压恶龙的故事，在中国家庭里一代代传承，而那些风花雪月，那些生命确证，那些自由潇洒的人，只要真实的出现，都会被当作异类打压。
黄女士选择用健康餐窗口践行自己的传播学专业，她让师生在饭堂里养成“少油少盐少糖”的饮食习惯，这也许比在媒体上写一篇爆款文章更具价值。可惜，在功利主义者眼中，她的价值仍然被简化为“硕士端盘子”的荒诞。
因为在他们的世界观里，北大硕士的使命不是创新菜谱，而是坐在格子间里写PPT、熬夜加班、为KPI燃烧生命。否则，便是“大材小用”，便是“白读了书”。
但他们可曾想过，那些在写字楼里秃头加班、为了绩效考核焦虑到失眠的人，真的比食堂阿姨更自由吗？
我们高喊“知识改变命运”，但真正被改变的，往往只是学历的数字，而不是人生的自由度。那些曾经渴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寒门学子，最终还是被迫走上“高薪、体制、房贷、学区房”的固定轨道，被精英滤镜束缚，被世俗逻辑定义。
所以说，如果这世上有勇敢的人，那我以为最勇敢的人，是敢于抛开世俗偏见，追寻自身快乐的人。
我想起，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的末尾写了徐霞客的故事。
他说，他之所以写徐霞客，是因为“我要告诉你，所谓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以及一切的一切，只是粪土。先变成粪，再变成土。”而“成功只有一个——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当年明月写徐霞客的原因，也正是我写黄女士的原因。我再说一遍：“自洽赢过一切体面。”而可惜的是，很多人活在拧巴里，根本不能自洽。
当我写完这篇文章时，我看到了“面筋哥去世”的消息。这个悲凉的网红，让我写下了另外一篇悲凉的文章《》，如果有兴趣，请移步小号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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