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最初和中国结缘是在 2014 年，那时他还在米兰读本科，学的是传媒专业，业余时间里，他给一位体育记者做助理，来到中国报道当时在南京举办的青奥会。那时的亚历几乎一句中文都不会讲。下班后，他走进一家商场的饭馆，点了一条鱼。意大利人的习惯，吃鱼要喝白葡萄酒。他努力了半天，服务员只听懂了一个“白”字，给他端上来一杯白开水。亚历想，没关系，反正都是白的。他吃着那条长江里捕来的鱼，听着商场里放着当年爆火的流行歌《小苹果》，觉得特别好听。这些记忆构成了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回想起青奥会，亚历记得南京的志愿者，觉着那些同龄人身上有种“令他羡慕的上进心”。不过他在南京只度过了短短七天，返回意大利后，中国远得像是一个梦境。直到本科毕业，陷入迷茫的亚历再次想起了中国。那时他在网上读到一篇《经济学人》的报道，预测中国将从 2017 年起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作为传媒专业的学生，亚历拍过纪录片，给电影节做过志愿者。他突然想，要不要去中国学电影呢？
就是因为这么一个简单得近乎鲁莽的念头，本科毕业那年的秋天，亚历坐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对外汉语初级班的教室。刚开始，中文难得不可思议。亚历上课时进入状态很慢，他还没回过神儿来，老师已经写了一黑板汉字，好像他们之间始终隔着时差。亚历的意大利语原名叫“Alessandro”，老师取了前两个音节，叫他“亚历”。可是当他发现“亚历”谐音“压力”，每次被叫到名字都感到“压力山大”，觉得中文更不好学了。老外艰苦地学中文，最后知难而退，这样的故事未免有些老套。但在亚历身上，有些东西是不寻常的。他是个对语言很有要求的人。从十岁起，亚历就养成了写作的习惯。他说写作是他最靠谱的朋友，通过写作，他解答自己的疑惑，挖掘自己的感受，找出新的结论。面对一张白纸，坐下来专心地讲述，这对他来说近乎一种精神义务，是难以逃避的。我大概明白亚历的意思，有写作习惯的人有时不是为了完成作品，甚至不是为了表达，他只是必须要写，因为唯有借助写作，他才能进入思考的状态。而对这样的人来说，语言就不只是和他人沟通的工具，它更是一种思想的结构，甚至可以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人格。当时和亚历一起学中文的还有不少外国同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求学个大概，能应付在中国期间的基本需求即可。可是亚历想要的却更多。他在书中写道：“在北京，可以靠英语生存，但需要用中文生活。”这是个清醒的判断。为了在他选择的地方真正地生活，亚历决心在语言学习上投入更多，这也决定了他会走得更远。
为了让自己更深度地进入中文的语境，亚历开始做一门学外语的朋友都很熟悉的功课，刷剧。亚历的中文学习材料是当年热播的电视剧《欢乐颂》。他一集不落地看完了前两季，总共九十七集，四千二百八十一分钟。他跟着台词学对话，渐渐地可以用中文应付日常的闲谈了。剧中合租的三个女孩甚至成了他的一种精神陪伴。他感到自己和她们一样，每天风风火火地出门去忙事情，回到家时却似乎没什么进展，可是一觉醒来，生活的挑战又在新的一天里等待着他。经过这么一番自主的补习，亚历学习中文的进度很快跟了上来。那个曾经好像和他隔着时差的老师，此时像是开着零点五倍速在讲课。来到中国将近一年后，亚历用中文参演了同学的毕业短片。他用中文和导演交流，用中文打车在北京漫游，用中文吐槽自己要演的角色的单薄。他感到讲着中文的自己渐渐有了独立的思想、意志和情感，就好像他在自己的身体里研发出了一个讲中文的 AI。这里插一句，我觉得“AI”这种说法特别有趣。我和几位有海外生活经历的同事交流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当你能够熟练地使用一门外语时，那个讲外语的人格是会和讲母语的你有些许不同的。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活泼或木讷，对语句中的时态更加敏感，或是更容易感到尴尬。这样说来，语言确实不只是中立的信息载体，而是会以微妙的方式塑造我们的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