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不同地区情况不同。因此，将中国划分为不同的区域进行研究，就成为理解中国的重要方法。划分区域的关键则是找到划分的内在依据，从而呈现出不同区域内在机制的差异，以增加对复杂中国的理解。
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角度，将中国划分为南中北三大区域，又主要依据村庄经济社会分层状况，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南方地区多聚族而居，村庄与宗族一体，这样的村庄是团结型的。华北村庄内往往有若干功能性的血缘联合体，不同血缘联合体相互竞争，村庄是分裂型的。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中部地区，村庄缺少超越家庭的集体行动者，村庄社会结构高度原子化。不同地区的村庄结构不仅会对村庄治理，以及村庄人民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状态产生影响，而且会对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政策、法律、制度落地产生巨大影响。东中西差异则与经济发展状况和村庄经济社会分层状况的差异有关。
在农村扶贫调研过程中，我又发现了一种区域差异，按以上两种分区都无法解释。具体来说，同样是深山大川地区，陕南地区与滇西南地区都物产丰富，交通不便，山多地少。但在陕南调研时我发现，虽然陕南诸县几乎都被评定为贫困地区，农民似乎并不贫困，他们都建有很好的住房，吃得也很好，甚至远比关中地区的农民好。陕南农民为什么不贫困？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地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加入全国劳动力市场获取收入，二是当地农民靠山吃山，通过采集中药、栽种板栗等获取收入。在交通不便的时候，农民进山出山不方便，劳动力出不去，农产品也运不出去。现在交通便利了，农民就可以赚钱了。我在滇西南调研则发现，当地农民确实很贫困，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滇西南虽然物产丰富，且交通早就打通了，但没有人愿意出去务工经商，靠山吃山也不积极。我在滇西南调研时的明显感受是，当地农民缺少致富动力，收入不高，温饱不愁，闲暇时间不少，生活很愉快。
显然，陕南农村与滇西南农村扶贫效果不一样。陕南农民可以很快通过加入全国劳动力市场和农产品市场获利，滇西南农民却迟迟没有反应，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的追求的优先序存在差异：在同样的全国市场条件、交通条件和自然条件以及国家扶贫政策下，陕南农民将提高收入放在第一位，滇西南农民将闲暇最大化放在第一位。陕南农民主要家庭策略是增加家庭收入，老年父母靠山吃山，年轻子女进入全国市场获利。为了能有更好的获利能力，陕南农民看重子女学习。我们调研的一个县里的所有初中生毕业竟然都升学了，其中一半上了普高，另一半上了职高。孩子们上了职高再外出务工就有了技术优势。滇西南农民的家庭策略则是全家留守，共享温馨家庭生活，他们重视村庄内的人情关系，不注重子女学习，儿童辍学率高。
陕南农民将收入最大化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家庭收入决定了家庭在村庄的地位，以及儿子能否娶上媳妇。为了使家庭收入最大化，就要采取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老年父母留村务农的家庭分离策略，就要让子女接受更高等的教育，以在未来劳动力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也就是说，陕南农民更愿意为了未来收入最大化而克制短期利益实现，也愿意减少闲暇；滇西南农民则更愿意享受即时闲暇，不太愿意为遥远未来投入。
总而言之，陕南农民比滇西南农民更有计划性，更愿意为增加未来收益而放弃现时享受，因此借扶贫之机很快就脱贫致富了。滇西南农民则因为有了国家扶贫，可以满足基本物质需要，反倒更加不愿意通过个人努力来追求未来满足。相对于滇西南农民，陕南农民的行动不仅有个人当下利益享受的动机，而且有超越个人的家庭再生产的动机，有更多的文化动机和超越性的目标。陕南农民通过克制当下欲望来实现未来长远利益，通过克制个人利益最大化来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
那么，为什么陕南农民与滇西南农民行为模式会有如此的不同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陕南农村虽然也位于深山大川，其文化却在中华文化核心地带的儒家文化圈的辐射范围内，陕南农民不仅往往是从中原地带迁入，而且一直保存着与中原地带的紧密联系。长期浸泡在深厚的中华文化里面，每个人都会形成超越动物本能的文化本能，个人的计划性、利益的整体性使个人行为由即时利益最大化变成了家庭传宗接代，社会文化的意义超过了个人物质享乐的意义。相对来讲，滇西南长期在中华文化圈的边缘地带，滇西南农民就较少受到主流文化的浸泡，个人就较少受到超越性文化的压抑，个人闲暇最大化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这就是说，虽然每个人都在进行自己的理性选择，每个人的行动都是合理的，每个人所接受的文化本能却会限制每个人的想象力。有人为子女牺牲自己的生活，即使子女对自己不好也全力维护子女，因为他们将家庭目标放在首位，为家庭长远利益而勤扒苦做，省吃俭用。还有人则将即时享受放在第一位，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些个人行为的差异不是生物个体之间的差异，而是其所浸泡的文化之间的差异。主流文化核心区农民较文化边缘区农民更有计划性、超越性，更能利用外在条件脱贫致富，原因是文化的，而非个人生物性和自然环境条件方面的。
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影响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更加勤劳、节俭，更愿积蓄和更愿意为未来超越性的目标而努力。
2020年3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