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派遣3个旅的1.4万余人，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21艘战舰，80多架飞机加入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成为除美军外出兵最多的西方国家。
这种军事参与更多是英国为维系英美特殊关系而做出的政治姿态，实际上暴露出曾经煊赫一时的“大英帝国”在战后国际格局中的尴尬处境。
时任首相艾德礼虽对美国的远东政策存有异议，但在杜鲁门政府压力下不得不妥协。但他们却清楚地知道，自己有很大的把柄握在新中国手里。
那就是位于南海之滨，与中国大陆只隔了一条深圳河的香港，香港作为英国在远东的“皇冠明珠”，也是帝国最后的遮羞布，其经济命脉却与大陆紧密相连，可以说“香港乱不乱，新中国政府说了算”。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广东时，按照四野的战斗力，只要华南局一声令下，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扫平在香港的英军，然而解放军却并没有行动。
1950年代的香港街头
按照毛主席等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之所以放着香港不收，一是要在新中国面临西方封锁时保留一个与西方对话的窗口，二也是让英国人有所忌惮，不敢完全按照美国的思路与中国为敌。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以时任港督葛量洪为首的港英殖民政府官僚左右为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香港对内地贸易额占其总贸易量的37%，大陆输送的粮食、日用品占香港民生需求的60%以上。
美国主导的对华全面禁运政策，实则将香港置于两难境地：若严格执行禁运，香港将丧失转口港地位；若阳奉阴违，则可能招致美国制裁。
这种矛盾在1951年5月联合国对华禁运决议通过后达到顶峰，港英当局被迫颁布《进出口（战略物品）规例》，却暗中保留“例外许可”制度。
当时的港英政府官员非常清楚：“我们不得不在华盛顿的强压与香港的现实间走钢丝。”档案显示，1951-1953年间，香港对中国大陆“非战略物资”出口额逆势增长23%。
抗战胜利后香港的码头
包括纺织品，药品，钢材，汽油、煤油、柴油及五金、麻包等“灰色物资”通过复杂报关程序持续北上。
更有甚者，港英政府海事处还眼开眼闭地为有关系的特定商船签发了“特别通行证”，这些船只夜间出港后关闭应答器，沿大屿山西侧隐秘航道驶向澳门。
相较于香港的掣肘，葡萄牙治下的澳门因其中立地位成为突破禁运的关键节点。澳葡当局巧妙利用《中葡友好通商条约》遗留条款，将贸易管制标准设定为“非军事用途物资”。
这种政策模糊性催生出独特的贸易生态：1951年澳门注册的贸易公司数量比1951年激增，南光公司、南华公司等中资机构通过隐秘的控制布局，构建起覆盖东南亚的采购网络。
南光公司的运作堪称隐蔽战线的典范。其澳门总部设在殷皇子大马路一栋不起眼的骑楼内，通过何贤、马万祺等爱国商人的社会关系，建立起三套独立运作系统：
何贤，人称澳门的“影子总督”
采购组以“南洋贸易行”名义接触供应商，运输组通过“广昌船务”调度船只，结算组则利用澳门银号进行离岸资金清算。
为规避检查，重要物资往往采取“二次包装”策略，例如将五金器材标注为“农具配件”，抗生素伪装成“鱼肝油制剂”，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这场贸易博弈中，霍英东的创业史堪称时代缩影。出身疍户的霍氏家族历经海上劫难，1923年一场台风夺去霍英东两位兄长性命，1930年霍父病逝时全家仅留下几件破旧渔具。
霍母刘氏带着三个子女上岸后，在湾仔坚尼地道搭棚栖身，靠替人缝补度日。但所谓患难出英雄，小小年纪的霍英东在皇仁书院半工半读期间，已展现出商业天赋：他承包校园汽水销售，通过“买十赠一”的策略日销百瓶。
抗战胜利后，霍英东用母亲典当首饰换来的几百港币起家，购置了一艘没有任何动力装置的小帆船搞起海上运输，朝鲜战争爆发时，27岁的霍英东刚组建“信德船务”。
霍英东和大太太吕燕妮
凭借对海况的熟悉，他率先发现澳门贸易机遇：从新加坡采购橡胶经马六甲海峡运至香港，改装上渔船后夜航澳门，每航次利润可达300%。
随后，霍英东的运输业务发展到柴油，因为柴油比水轻，所以装柴油的船只吃水很浅，行驶在海上时别人看不出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在时局并不稳定的东南沿海相对安全。
为应对海上风险，霍氏船队独创了“三船联保”机制——领航船配备望远镜侦察，运输船装载加固钢板，护航船安排武装人员。
一开始霍英东并不知道，他所运输的橡胶、柴油这些物资背后的主要买家，是由我党华南局直接控制的“南光公司”。
而霍英东由于运送这些“禁运”物资的次数多，而且价格公道，到货及时，因此引起了南光公司负责人的注意和重视，并列为可靠合作伙伴之一。
左起：马万祺、柯正平、陈浩然、何鸿燊
当然，运输这些稀缺物资的航线绝非一帆风顺，由于霍英东的船只运输货物的类型比较特殊，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勾结港英政府，炸沉了一艘霍家的货船以示警告。
又有一次，另一艘货船也被殖民政府的水警船撞沉，可谓损失惨重，但彼时霍英东已经知道了自己在做什么事，会遭遇何种风险，因此毅然决然地坚持下下来。
面对港英当局和国民党特务的阻挠破坏，霍氏船队将传统帆船改造为混合动力，保留风帆作为伪装，实际依靠改装的美制GMC发动机驱动。
货舱设计更是充满智慧：双层底舱注水调节吃水深度，夹层填充软木保证意外沉没时的浮力。
最精妙的是移动货仓系统，船员将货物分装于可拆卸铁箱，遇检查时能快速沉入预设海底坐标，待风险解除后打捞。
1949年的港英警察和国民党士兵
这种技术创新使霍氏船队运输效率提升3倍。1952年高峰期，其船队每月完成20航次，运输量占澳门转口贸易的15%。
南光公司档案记载，霍英东在1951-1953年间累计运送橡胶5000吨、钢材1.2万吨、药品400余箱，这些物资在天津港卸货后，经铁路秘密转运至丹东前线。
当然，白道的人还好对付，不择手段的黑道则更加麻烦，弄不好连人带船都有危险。
珠江口，从香港到澳门大约有60海里的水路，这片被殖民者割裂的水域，此刻正游弋着三方势力：悬挂米字旗的港英巡逻艇、漆着青天白日徽的国民党炮舰，以及被称为“大天二”的亡命之徒。
这些由国民党溃兵、海盗和黑帮分子组成的武装集团，如同嗅到血腥的鲨鱼群，在航道上肆意掠食。
50年代的澳门
他们装备着美援M2重机枪和日制鱼雷艇，连港英的水警都要避让三分，而澳葡当局更是敢怒不敢言。
1950年冬天某日，霍英东亲自押运一艘载有钢管的货船从香港出发前往澳门，但在半路却被一伙来路不明的武装分子拦截。
对方装备精良，快艇航速又远在货船之上，如果惹毛了他们不仅货保不住，连人身安全都有危险，霍英东深知好汉不吃眼前亏，只能任由这帮海盗把满船的钢管劫夺而去。
随后，霍英东通过自己的关系知道了抢劫货船的人就是“大天二”，他不甘心吃哑巴亏，便决定亲自到澳门打算收集证据，向殖民当局控告对方。
他来到澳门之后明察暗访，没过多久果然发现一群人正在码头出售钢管，好巧不巧正是自己被抢的那船货物。
年轻时的霍英东
那时的霍英东才27岁，正是血气方刚，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他马上前去理论，并称要到澳门警署告发这伙人。
不料对方不为所动，不仅丝毫没有害怕的样子，反而叫卖得更加起劲了，霍英东大怒，正要过去动手，没想到后脑勺突然传来勃朗宁手枪特有的击锤声响。
霍英东一怔，感到枪管正慢慢顺着脊椎滑向脖颈，身后那个人冷笑道：“再咁嚷嚷我就打死你。”
当时在社团遍地，帮派丛生的香港、澳门，街头喋血仇杀本就是家常便饭，被人当街开枪打死的比比皆是。霍英东知道自己现在命悬一线，只好忍气吞声默默退出人群。
回到酒店之后他左思右想，还是咽不下这口气，便到澳门警署报案，岂料澳门警察更怕国民党的“大天二”，只是敷衍塞责，根本没有下文。
当年惊涛骇浪，如今云淡风轻
多年后霍英东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依然记忆犹新：“没想到海上运输差一点尝到了大天二子弹的味道。”
但这样的惊险遭遇反而更加坚定了霍英东支持新中国的决心，因为他不仅听到，更亲眼看到在新中国没有海盗，没有土匪，没有趾高气扬的外国警察，没有”黄赌毒“这些丑恶的东西。
终其一生，霍英东没有接受过任何港英政府或者英国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但他却欣然接受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加入到筹备香港回归的各项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