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刘彦君 曾业
“为什么不放归山林？”“为什么不送到动物园？”去年底，四川警方破获一起历时六年的特大野生猕猴贩卖案，记者回访时发现，类似疑问在网络上频繁出现。
告破仅是起点，涉案1104只猕猴何去何从，争辩不休。“野生猕猴’圈养’后还能‘放归’吗？” 这一命题背后，折射出更深层的矛盾。
涉事养殖场内的繁育猕猴 曾业摄
被查扣的猕猴因长期人工圈养丧失野外生存能力，放归可能破坏生态平衡，圈养又面临技术与伦理争议，形成保护与执法的“双重困境”。
3月27日，四川农业大学灵长类动物保护专家倪庆永直言：“保护的核心并非简单惩戒或直接释放动物，而是如何修复被破坏的生态链，维护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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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无法放归？
“遗传污染或生态冲突”
“我们曾进行过一项调查，猕猴涉案件最多。”倪庆永表示，当时他们将国内的灵长类物种及相关词汇输入新闻搜索引擎，并添加“没收”“贸易买卖”“救护”等关键词进行限定搜索，计划考察2000年至2018年这一时间跨度内，灵长类物种非法贸易或案件发生的整体情况。
当大家对所有灵长类物种进行统计后，发现猕猴是涉及最多的物种，其数量超过其他所有物种的总和，高出数倍。
倪庆永教授 受访者供
所以，如何处理非法贸易后查没的猕猴，向来是一道难题。“猕猴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倪庆永说，猕猴在国内有6个亚种，分布遍及大半个中国，若来源不明，难以匹配原生种群。例如，不同亚种间可通过基因鉴定区分，但部分人工繁育或混杂来源个体则难以判断。
“需通过遗传检测锁定大致区域，”倪庆永说，“不同亚种在生态习性、地理适应上差异显著，盲目混放会导致遗传污染或生态冲突。”即便基因匹配，还需考虑海拔、植被等外部因素，否则放归个体可能无法存活。
目前对大多数物种而言，全球均缺乏放归标准，如适用条件、评估指标等。“少量个体或可安置于救护机构，但大规模放归后的存活率与保护成效仍难以解决。”倪庆永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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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归后的根本挑战
“适应性退化”
“最初开展蜂猴放归时，我们对存活率缺乏科学评估依据，因此采用项圈追踪进行实证研究。”倪庆永发现，历时数年的监测显示，放归个体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超九成个体在一年内均出现伤亡，仅少数个体维持有效追踪。
相较而言，猕猴具有更强的环境适应性。这种群居灵长类对生存空间要求相对灵活，理论上具有更高存活潜力。但若缺乏系统的野化训练与长期监测，其实际生存效能仍存疑。
涉事养殖场内单独隔开的野生猕猴 刘彦君摄
以涉案养殖场为例，有限的空间使得通常只能容纳几百上千只猕猴。“猕猴是群居动物，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让它们各自为营并不现实。在野外，猕猴会自然分群，通过争斗确立等级秩序。”倪庆永说，若人为分割饲养，它们虽能在小群体内形成稳定等级，但一旦有新个体加入或环境改变，原有秩序就会被打破，冲突难以避免。
“猕猴案中的200余只野生猕猴集中饲养时，它们并非自然形成的群体，而是由野外抓捕而来，缺乏长期磨合。”若放归野外，内部必然经历争斗以建立新等级。此外，若当地存在野生种群，领地竞争也将不可避免。
可以预见，放归过程中难免有个体伤亡，但这并非关键问题。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们对野外环境的适应能力，长期的圈养是否对其身心造成不可逆伤害？它们能否自主觅食、抵御恶劣天气？这些因素难以量化，却可能决定野化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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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归的准备？
“设定科学标准分类放归”
倪庆永团队的研究表明，大多数放归个体都需接受野化训练，“我们主要研究小型灵长类动物，它们必须具备自主运动能力和觅食能力才能适应野外生存。”
“野化放归需要建立独立程序和优化标准，并明确经费来源与责任主体。”倪庆永补充，当前最大挑战在于标准的制定与实施，这需要专业人员的持续调查和监测。
倪庆永建议，将案件判决后的部分罚款用于野化放归项目，通过招标分配给科研机构或救护部门，由其负责设计与实施。
此外，通过检测和协作，可对猕猴进行分类处理：淘汰违规、老弱病残或不适合繁育的个体，保留优质种源。这样既能减轻压力，又能避免资源浪费，实现保护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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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减少被“洗白”贩卖？
“定期抽样送检”
“我们所说的人工繁育猕猴，主要是在生活环境上与野外群体有所区别。”倪庆永解释，刚捕获的野生猕猴通常会保留明显的野外行为特征，例如情绪波动较大、易受惊等。然而，经过数代人工繁育后，这些行为差异会逐渐减弱，从外表和行为上难以区分。
看见记者后躲起来的猕猴 曾业摄
从遗传学角度来看，除非猕猴的原始种群来源地差异显著（如四川与海南的种群），否则很难通过基因检测区分人工繁育与野生个体。因为遗传信息由亲子传递，在短期内不受饲养环境影响。
倪庆永分析，大型医院或科研机构通常有稳定的猕猴供应渠道，可能是自建养殖场或与第三方合作。在严格的科研实验中，研究者更倾向于选择谱系清晰、标准化的人工繁育个体，以减少实验变量。而对于普通实验，对猕猴的遗传背景要求较低，有可能出现野生与人工繁育个体混合使用的情况。
“目前，实验灵长类动物在全球范围内非常稀缺。”作为最普遍的实验模型之一，猕猴贸易存在一定的监管盲区：形态行为学鉴别需要长期专业监测，实施成本高昂；跨区域遗传检测虽具理论可行性，却受限于技术门槛和经费约束。
倪庆永认为，建立可追溯的谱系档案制度或许是破局的关键，需要在审批阶段就建立完整个体档案，实施身份识别编码制度，结合年度谱系更新和亲子鉴定技术构建遗传谱系树。
“这样能够有效溯源猕猴，大致判断其来源。”但这也涉及养殖场通过伪造档案“洗白”野生猕猴身份问题，倪庆永提到，可同时引入第三方机构随机检测机制，避免样本造假，并持续开发快速鉴别技术以降低检测成本。
对重点机构实施全面核查，对普通单位采取抽样检查。这种差异化监管策略既避免监管真空，又控制行政成本，为平衡科研需求与濒危物种保护提供可行路径。“技术层面需要加快开发快速鉴别方法，管理层面则应强化档案制度的执行力度，通过多方协作提升监管效能。”
当前，多地正尝试通过信息化监管与跨部门协作破解难题，但这场关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持久战，仍需法律、科技与公众参与的全面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