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张蕊 每经编辑：陈旭
赵昌文，现任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吴小兰讲席教授、岭南学院教授，同时也是中山大学首位讲席教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企业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主任，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等职。
赵昌文是我国宏观经济领域的权威专家，曾负责完成多项中央交办的重大改革方案和政策研究、评估任务，多年来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党和国家重要会议文件起草工作。
3月23日至24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年会主题为“全面释放发展动能，共促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共设置了宏观政策与经济增长、改革激发增长新动能、提振消费与扩大内需等12场专题研讨会。赵昌文作为中方学术界代表参加了年会。年会期间，赵昌文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的专访。
在专访中，赵昌文对今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以及如何提振消费、房地产市场未来走势、人工智能、资本市场等多个话题，都作了深入细致的解读。
他表示，稳定股票市场对于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强消费预期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的资产价值在过去一定程度上被低估，随着市场信心的提升，股票市场的估值水平也将逐步上升。
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既有必要性又有实现的可能性
NBD：您如何看待今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您认为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赵昌文在年会上接受每经记者专访 每经记者 张蕊 摄
赵昌文：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设定是综合考虑短期和中长期因素的结果。
从短期来看，这一目标的设定既有必要性，又有实现的可能性。
首先是基于稳就业、防风险、惠民生的需要。经济增长速度直接影响就业机会的创造和居民收入的增长，5%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基本满足总体宏观经济目标的要求。
其次，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也有经济增长潜力和有利条件支撑。特别是去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之后，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果断出手，在有效落实存量政策的同时，围绕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提振资本市场等方面，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这些政策极大地增强了市场信心。因此，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从中长期来看，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年度增长目标的设定需要与“十四五”规划的整体目标相衔接。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党的二十大提出，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我国人均GDP约为1.3万美元，而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测算人均GDP应该在2万至3万美元之间。虽然这一目标会随着其他国家的发展以及价格、汇率等因素而动态变化，但预计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左右是一个较为合理的预期。为此，包括今年及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增长率也不能太低，要统筹好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NBD：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出台实施政策要能早则早、宁早勿晚，与各种不确定性抢时间，看准了就一次性给足，提高政策实效。对此您是如何理解的？
赵昌文：一段时间以来，其实我们已经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和挑战。首先，“能早则早、宁早勿晚”的提法，意味着在宏观经济出现趋势性、周期性调整和面对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及潜在风险时，政策的出台和实施需要提前研判这些变化，而不能等到经济出现明显下行信号后才进行调整，或者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才着手。这种提前预判和及时响应是逆周期宏观调控的重要特征。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属于逆周期调节政策工具，其目的是通过政策的前瞻性调整，避免经济波动的进一步加剧。
另外，“看准了就一次性给足”这一表述强调了政策力度的重要性。逆周期调节政策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其实施的时机，还取决于力度的大小。如果政策力度太小，虽然方向是正确的，但逆周期调节的目标也可能很难达到。
因此，今年宏观政策在方向和力度上都有了明显的调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今年则进一步明确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上一次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是15年前。这其实就表明了，要通过足够大力度的宏观政策，以确保能够有效应对当前经济面临的各种困难挑战。
要推动服务业发展 释放服务业消费潜力
NBD：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大力提振消费被列为政府工作任务的首位，为什么如此重视消费的作用？目前，居民储蓄倾向居高不下。除收入分配改革外，您觉得还有哪些“超常规手段”可以快速释放消费潜力？
赵昌文：今年将提振消费列为政府工作任务的首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从支出法国民经济核算角度看，经济增长是消费、投资、净出口这三种需求之和，因此经济学上通常把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形象地比喻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由此可见，消费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当然，最终消费支出中，不仅仅是居民消费，也包括政府消费。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4.5%，拉动GDP增长2.2个百分点。
其次，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在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中作用很大，在较长一个时期是超过消费的。2024年，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还在增长，分别比上年增长9.2%和4.4%，但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下降10.6%，这对投资的整体拉动作用产生了较大影响。2024年，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25.2%，拉动GDP增长1.3个百分点。
尽管投资未来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其边际效应受到财政能力和投资效率的制约。一方面，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投资都需要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投资是需要产生效益的，这也让投资方向的选择变得更加重要。
当然，只要有真实需求，能产生好的效益，还是要继续重视发挥有效投资的作用，不是说重视消费就不管投资了。但投资的重点可能要转向互联网与数字技术、新能源与绿色低碳、生物医药等制造业领域，医疗健康、职业教育、居民养老等服务业领域，以及城市更新（如地下管网改造）等基础设施领域。这些领域的投资虽然不一定像过去那样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立竿见影，但中长期来看非常有意义。
与此同时，出口作为“三驾马车”之一，近年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2023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而2024年则超过30%。2025年全球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上升，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难以准确预估。
在上述情况下，消费的重要性就愈发凸显，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央将提振消费置于政府工作任务的首位了。
当前我国消费规模很大，但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例还比较低，我国的消费率整体低于发达国家20个百分点左右，甚至低于一些与我国发展阶段相似的国家。
提振消费需要将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措施结合起来。从短期来看，去年一揽子增量政策中推出的“两新”政策，其中一“新”就是消费品以旧换新。2024年是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1500亿元，今年是3000亿元，这对短期内促消费会有明显效果。今年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改善提升消费环境。中长期的措施包括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合理调整机制等。
至于居民储蓄倾向，这是一个涉及预期的问题。当大家对未来更有信心的时候，就会更多地将储蓄转化为消费。
要释放消费潜力，供给和需求要“双管齐下”。从供给侧看，我国中低端商品市场已经得到极大满足，要进一步提升商品质量、打造品牌，以满足消费者对高端商品的需求。另一方面，服务消费是我国消费领域的短板。因此，未来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以满足居民对养老、医疗、健康、教育、文化等服务的消费需求。
今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 图片来源：国家统计局
是否发放消费券来提振消费需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NBD：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政策创新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有专家建议直接给老百姓发钱来提振消费，您认为这是否可行？
赵昌文：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增长是创造就业和增加收入的基础。消费本质上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水平越高，在边际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能力自然就越强。
其次，优化消费环境同样很重要。例如，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让消费者敢于消费、愿意消费。近年来“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所曝光的问题，也更加凸显出改善消费环境的必要性。只有产品质量等各方面让消费者信得过，大家才会更积极地消费。
此外，完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提升消费能力的重要手段。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至于大家经常建议的由各级政府发放消费券来提振消费，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在一些特殊时期，比如疫情期间，不少国家都采取了直接发放现金或消费券的方式，这并不完全是为了鼓励消费，首先还是帮助居民维持基本生活。国内一些地区也有类似的做法。
直接发钱的效果也取决于居民的消费意愿。如果其本身消费意愿不强，可能会将发来的钱储蓄起来，而不是用于消费。相比现金，消费券可能是一种更具杠杆效应的政策工具。可以引导居民在使用消费券的同时，将一部分储蓄转化为消费，从而放大消费的乘数效应。
不过，消费券的发放力度和效果也受到地方财政能力的制约。近年来，由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多数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减少，导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下降，进而影响其财政支出能力，包括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也包括通过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
NBD：今年要加大财政支出强度，如果地方财政有困难的话，您认为应该如何去加大财政支出？
赵昌文：关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中央已经有了明确的安排。从2024年开始，总共约有10万亿元的地方化债资源。此外，2029年及以后到期的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2万亿元，仍按原合同偿还。政策协同发力后，2028年之前，地方需要消化的隐性债务总额从14.3万亿元大幅下降至2.3万亿元。
通过中央政府的债务置换计划，将高息债务置换成低息债务，可以减轻地方政府的还本付息压力，为财政支出创造更大空间。
此外，房地产市场逐步止跌回稳，以及民营企业投资信心的增强，也有助于增加税收收入，提升支出能力。
不同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止跌回稳不可能完全同步
NBD：您刚刚也提到房地产，您对房地产市场的走势怎么看？要让房地产市场真正走上平稳健康发展轨道，后续在政策落实上还需采取哪些关键动作？
赵昌文：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基础在于人们对住房的需求，这种需求始终存在。
从全球范围来看，房地产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增长速度和对经济的贡献会有所不同。
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快速发展阶段，目前出现调整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房地产市场上的供应量持续增加，然而市场需求并未保持同步增长，从而造成了供需之间的不平衡。
有一个统计数据可以作为参考，过去30年商品房建筑面积（不包括自建房）总和为144亿平方米，中国人均居住面积已接近42平方米。此外，从中长期来看，人口总量下降及人口结构老龄化也对房地产市场需求产生抑制作用。
尽管如此，只要有住房的需求，这个市场永远都会在，这个产业也永远都会在。2024年我国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3%，如果考虑对相关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影响，其占比应该更高。因此，房地产市场仍具有稳定发展的潜力，但不能再“重复昨天的故事”。
最近几年，中央提出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其实就是要适应需求的新变化。我国新型城镇化仍在持续推进，城市存量优化调整也有广阔空间。关键是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量，同时把“四个取消、四个降低、两个增加”等各项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坚决落实到位，大力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前景，我既不盲目乐观，也不过分悲观。
近期全国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降幅总体上逐步收窄 图片来源：国家统计局
NBD：您觉得今年房地产市场会止跌回稳吗？
赵昌文：这个问题要分开看。事实上，不同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止跌回稳不可能完全同步。
其实去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由于人口净流入以及各种利好政策，市场已经开始出现积极回暖的迹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4年12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主要城市房价止跌回稳势头进一步显现。但中小城市需求增长还比较缓慢，市场调整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对于中小城市而言，未来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城市更新改造等方式盘活存量住房。
NBD：那对于还没有止跌回稳的城市，是不是还有一些政策的空间可以用呢？
赵昌文：刚才说到，需求是基础性的，政策只是一个外部变量。影响需求的既有短期因素，也有中长期的因素。这些因素只靠政策是解决不了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产业发展，包括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也要基于真实的市场需求。有购买力的需求是决定任何一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力量。
政策的出发点在于让市场运行更加平稳，避免出现剧烈波动。目前，除一线城市的部分中心城区外，大多数都已经取消了限购、限售等限制性措施。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关键在于根据不同地区和城市的具体情况，构建与最终市场需求相适应的供给新模式。
借助数字技术和大数据，政策可以更精准地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NBD：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走深向实，“人工智能+”催生行业变革，在推动这一变革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应如何发力？
赵昌文：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大势所趋。我个人认为，如果要用什么词来定义我们当前所处的这个时代，一个是数字化，一个是绿色化。人工智能无疑是数字化的最典型代表。
人工智能对各行各业的深度渗透，以及对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既会带来诸多积极影响，也引发了一些担忧。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人工智能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社会效率。例如，远程医疗、远程教育和在线会议等技术的应用，极大地降低了各类商业成本。数字化、智能化车间的出现，显著提升了制造业的质量和效率。物流行业的平台公司实现了货车的高效匹配，减少了空驶率，优化了资源配置。城市交通领域的网约车平台，改变了传统的打车方式，大大节约了乘客和司机的时间。移动支付带来了更加便捷的交易活动，等等。
然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带来一些挑战，例如就业替代和数字伦理等问题。尽管如此，我认为还是应该以乐观主义精神看待问题。总体而言，一个时期以来的互联网以及今天的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为人类社会带来的机遇要远大于挑战。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更好的工具。借助数字技术和大数据，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可以更精准地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投资新型基础设施也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着力点。例如，加快5G网络、工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既能够增强产业竞争力，也能够拉动投资和消费。
NBD：对人工智能相关公司也可以采取这种补贴的政策吗？
赵昌文：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并非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其背后依赖于算法、算力等许多方面的基础创新。高性能计算机、5G通讯，这些都是推动我国人工智能行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数据监管方面，我国采取了一种既不过于自由也不过于保守的现实主义态度，我称之为“数据发展主义”观。这种政策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同时，也鼓励数据的科学合理使用，促进了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10%左右，数字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达到40%以上，显示出快速发展态势。
稳定股市对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强消费预期具有重要作用
NBD：日前，中办 国办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多措并举稳住股市。对此您有哪些思考或建议？
赵昌文：股票市场是为居民提供财产性收入的一个重要渠道。在任何一个国家，居民收入一般都由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构成。
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相对较低且不稳定。进一步发展好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对于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消费预期的影响比较大。工资性收入相对稳定，而财产性收入的变化往往更大，会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以房地产为例，过去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调整和资产收缩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了较大影响。
从宏观经济看，股票市场的稳定发展对于提升中国资产的全球价值认知也具有积极意义。目前，中国资产的价值正逐渐被国际投资者所认可。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资产定价往往是基于一定风险收益水平进行比较的。如果一个国家资产的收益率明显低于另一些国家，就会成为全球资本的洼地，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中国资产的价值过去一定程度上是被低估了，随着2025年全球可能出现的诸多不确定性，国内外资本对中国市场信心正在提升，股票市场的估值水平也将会稳步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