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卜丁
图片：榆林市“四普”队 ：李平乐、惠巍、徐海兵、 侯立伟、付开强、刘阳、张永岗
目前，陕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普”）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的冲刺关键时期，榆林市以新发现文物点867处的成绩居全省前列。
新发现城址500处
榆林市“四普”队队长乔建军在近期举办的“四普”推进会上介绍，榆林市“四普”复查点为13883处，截至发稿日该市共完成复查“三普”文物点11694处，复查率达84%。
除了复查量较大，榆林市“四普”新登记文物点为867处，目前居全省“新发现”登记数量前列。在这些新的登记文物点中，史前和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城址类型数量占比较大。
乔建军介绍，城址类遗址在“三普”和“四普”间发现了300处，这次“四普”经复查确认又新发现200处，共计新登记发现500处，其规模从几十万至百万平方米都有。
在这些新发现的城址中，部分在“三普”的基础上有了新认识，如乔家寨石城和寨子山遗址在“三普”时仅被当作两个普通遗址点登记。然而，在“四普”中借助先进测绘技术和无人机航拍，考古人员发现这两个遗址不仅地域相连、遗存内容相同，还都存在石城址。
乔家寨石城远景航拍 李平乐摄
特别是航拍画面中，可清晰看到乔家寨遗址呈三角形，寨子山遗址呈“品”字形，经测绘可知面积分别达164万和78.6万平方米。从采集的陶片标本分析，该石城的时代跨越仰韶晚期至商周，显示出较长的历史延续性，综合考虑后决定将两处遗址合并为乔家寨石城，其分布面积仅次于石峁遗址，表明其在考古学上具有重大价值。
寨子山遗址墙体局部 李平乐摄
不止如此，城址类的文物点在榆林市已公布的2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占据重要部分，其中石峁遗址作为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史前石城遗址，展现4000年前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是本次“四普”复查的文物点之一。
石峁遗址
在本次“四普”复查中，榆林市的多处城址类遗址备受关注。除石峁遗址是中国北方早期国家的都邑性城址外，统万城、麟州城、府州城、吴堡古城、银州故城等也位列其中。这些城址不仅是“四普”队的重点复查对象，更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不可或缺的篇章。
麟州城（杨家城）城垣结构示意图
统万城作为十六国时期大夏国的都城，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见证北方民族的融合与兴衰；而麟州城曾是唐宋时期的重要军事和行政中心，与杨家将的传奇故事紧密相连，承载着榆林人深厚的守疆记忆。这些城址类不可移动文物，每处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榆林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见证。
统万城遗址 惠巍摄
榆林发现大量城址与其地理位置分布、历代上设有重要军事防御设置有关。乔建军分析，这些新登记的城址中，战国到秦汉时期占比较多共有36处，特别是这次“四普”确认了秦汉时期上郡、西河郡部分设县的地望，如府谷富昌县、横山圜阴县、米脂平周县、靖边阳周县、佳县的徒淫县等，与榆林在秦汉时期设郡县进行管理的历史事实也吻合。
百年后再集中发现
榆林市新发现中除城址类文物点外，还集中发现一批旧石器时期的遗址，旧石器遗址的复查和新发现文物点的任务分别由榆林“四普”队和旧石器专项普查队分工承担。
2024年5月和10月，专项普查队对无定河流域和沿黄河流域开展有针对性的旧石器专项调查，令人惊喜的是普查队发现50余处旧石器遗址和地点。经初步认定后已对其中18处进行了登记，主要有佳县倍甘遗址、清涧上坪遗址等，这些遗址的时间跨度从12万年前至今1万年前不等。这些是以前未被发现的旧石器遗址。
清涧上坪旧石器遗址 徐海兵摄
专项普查队在佳县倍甘村发现面积接近14000平方米的旧石器遗址，采集到石制品80余件，初步推断年代属晚更新世中晚期。“这是时隔百年后再次集中性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填补大量区域空白，为研究人类早期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乔建军兴奋地介绍。
佳县倍甘旧石器遗址远景
怎样理解“时隔百年后”的再次发现呢？
“上一次是在上世纪2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在无定河流域做过旧石器调查，发现4处旧石器地点，当时的发现为后来的考古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和认知，没有再做深入研究。‘四普’以来，陕西成立‘旧石器’专项普查队，该队由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组和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开展。”乔建军补充道。
古老的华夏文明启于江河流域，江河蜿蜒而流经的两岸便诞生了村落、古镇和城址。榆林无定河作为黄河的一级支流，其沿岸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在前3次的文物普查中，几代文博人沿着无定河沿岸找到了多处旧石器遗址。而榆林这次集中的旧石器遗址发现进一步印证了黄河在早期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榆林除去复查和新发现的城址、旧石器时代遗址，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尤其是已经被公布为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也是普查队的重点复查对象。
五庄果梁遗址是“二普”时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后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曾发现大量动物骨骼，极大推动陕北乃至中国北方地区古代环境变迁及生物种类演化的研究。这次对该遗址的复查中，队员们仍可以看到暴露的多处灰坑、房址、陶窑、墓葬等遗迹，还采集到多块可辨的有折腹钵、夹砂绳纹罐、尖底瓶、直口缸、平底碗、盆等。
五庄果梁遗址 侯立伟摄
当地有“米脂的婆姨，绥德汉”俗语，其实米脂不止出了美人貂蝉，还有大量的古遗址。如位于米脂的寨子圪垯遗址也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四普”复查的点，队员们采集到少量反映新石器时代米脂居民纺织技术和社会分工细节的标本。
米脂县寨子疙垯遗址 付开强摄
普查利用多项成果
可能有人会问，榆林新发现成果如此丰硕，为何“三普”时未被发现？“这是集合多代文博人和多部门一起协同努力的结果。”乔建军感慨说。
据他分析，新发现的文物点除榆林自身文物资源丰厚和有了测绘、无人机等新科技的加持，还得益于充分利用了早年开展过的长城、石窟寺、秦直道、革命文物等专项调查的成果，省“四普”专班已将多个专项调查的成果如石窟寺、革命文物、工业遗产调查等成果在系统中加以应用。
同时，榆林重点对2013年以来的石窟寺资源进行了梳理。尤其是对除了吴堡、定边以外的地区，逐一进行了现场评估和登记，比如横山区释迦古佛石窟、神木市宝红寺石窟、府谷石马川石窟、靖边鱼头寺石窟等120处石窟按照“四普”的标准进行录入。
鱼头寺石窟1号窟 张永岗摄
石马川石窟3号窟后壁中央造像背光局部 张永岗摄
此外，榆林市近现代工业遗产和革命旧址占比也较大。乔建军说：“榆林普查队在靖边县发现的始建于光绪二十八年的的宽和油坊，整体保存状况较好，坊内还存有石磨、石碾、油梁、油坑、油缸、油灯等油坊生产构件，压榨油流程十分清晰，展现了清代陕北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和民族工业发展，所以决定将它收录。”
镇靖宽和油坊油梁和油缸 刘阳摄
榆林秦直道的专项调查也在进行中，近期在榆阳、横山、靖边发现5处疑似地点和段落，下一步普查队将对照“三普”数据和榆林不可移动文物明细表，对这些疑似地点和段落进行认定。
此外，榆林市也把近年来在配合基建考古勘探的成果和高标准农田调查成果应用于本次普查，这使得“四普”普查效率提高不少，也使文物在认定、登记时更加全面和系统。
除采用以上这些方法使得新发现增加外，榆林市还对近些年的考古发掘信息进行梳理，特别是2013年以后的考古发掘，不论是大遗址、课题性、抢救性还是配合基建的考古项目，依据发掘成果重要性进行收录。
如寨沟遗址、瓦窑峁遗址、石摞峁遗址都属于考古发掘梳理出来的新发现线索。寨沟遗址是2022年考古中发现的商代方国遗址，这次补录到“四普”中，普查队员们按照“四普”的标准对这些遗址地表以上保存现状进行数据采集。
寨沟遗址远景
榆林早年曾发现多处商代青铜器群，如清涧李家崖、辛庄等商代遗址，显示陕北高原特别是榆林地区曾是商代方国重要分布区域之一。乔建军说，接下来还计划对清涧、绥德区域的商代遗存做重点调查。
有时在普查走访群众的过程中也会有意外收获，如近期榆林普查6队队员赵世伟意外发现一块珍贵的墓盖，令人惊喜的是这块墓盖与府谷县文物保护所馆藏的一块墓志铭恰好是一套，这一意外发现让这两件文物得以团圆，为文物普查工作增添传奇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