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以后有多久没读过书了？”三宅香帆自问自答后吓了一跳。她原本也是自幼买书读书的文学少女，此后又进入了号称“自由之学风”的京都大学文学部，但毕业后就职于一家IT企业后，就再也没有读过书了。她实在无法割舍阅读的趣味，于是辞职做起了评论家，并以自己的经历为思考原点，分析了近现代日本劳动与读书难以两全的困境。这就是她2024年新著《为何工作后就不读书了？》（集英社新书）的缘起。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读书并非仅仅是个人趣味的问题，它反映的是时代背景中的阶级结构、阅读媒体、经济模式的变迁。用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观点来说，是主体不是独立的实体，而是结构的后果，主体只是一个承受者而已。
三宅香帆《为何工作后就不读书了？》
一、为了“出世”而读书
尽管日本人素有“读书国民”之称（永嶺重敏，《読書国民の誕生：近代日本の活字メディアと読書文化》），但其“加班文化”也是举世闻名的。在这种矛盾的处境中，读书这一行为的社会学意义，往往受制于具体的时空条件。在明治初期，政府模仿西洋诸国的“民族国家”体制，有意识地推行“言文一致”，施行义务小学制，建造公立图书馆等等，普通人接触文字阅读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了。此外，由于政府管控的松弛，还出现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报纸舆论界。为了利于销售，报纸还率先添加的“句读点”（标点）与“振假名”（读音），使得普通读者阅读难度大大下降。而且，新式的印刷技术还使得书籍与报纸得以大量出版，出版业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但究其原因，其实是维新后日本废除了武士阶级的特权，断行“四民平等”，由此带来了空前的社会流动性。普通日本人也能够获得阶级跃升的机会，于是大家都为了“出人头地”而读书（竹内洋，《立身出世主義：近代日本のロマンと欲望》）。这一点，从明治时期最畅销的作品是《西国立志篇》就可以看出。它是英国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在1859 年出版Self help（中文译本为《自助论》）的日译作品。
斯迈尔斯生活在大英帝国殖民扩张的“维多利亚时代”，其思想反映的是资产阶级征服世界的乐观精神。正如他的名言“天助自助者”（Heaven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所示，个人的努力、勤奋和道德品格才是成功的最重要条件。因此，斯迈尔斯写了许多出身贫寒，但通过自身的毅力、节俭和自律最终获得成功的伟人事迹，如发明家詹姆斯・瓦特、乔治・斯蒂芬森等等。这一点，对于崇尚“文明开化”的日本青年别具吸引力。至明治末年为止，《西国立志篇》销量高达一百万册。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类型的“自我启发书”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三宅指出，明治末年，由于日本施行的殖产兴业政策初具规模，重工业开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随着铁道的铺设，矿山的开采，越来越多的男性从农业生产者变为工人。他们的工作时间长达每日13-16小时。劳动占据了他们大量的时间，但其收入，其实比同时代的印度更低。所谓的“天助自助者”，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过是明治工人们的白日梦罢了。石川啄木的短歌准确地传达了这样的无奈，“工作啊工作，生活拮据无乐，两手常见空空”。
此外，由于《西国立志篇》的日文译者中村正直将英文Cultivate、Culture翻译为日文汉字词语“修养”，一时间“修养主义”成为了当时日本人生活进步的律令。正如竹内洋所指出的一样，“修养即为修身养心，是一种以克己、勤勉等作为人格完善的道德核心，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精神、身体主义的人格主义。修养主义源于江户中期在民间形成的，一种以勤勉节约为美德的世俗生活道德规范，到明治时代后期被逐渐推广到了普通民众之中”（《教养主义的没落：精英学生文化的变迁史》）。读书生活即是这种修养主义的一部分。
二、为了“教养”而读书
如果说，修养是明治时代人的一种行为方式，那么大正时期流行的“教养”则是学生群体中发展出的一种“以哲学、历史、文学等人文学的阅读为中心，力求完善人格的态度”。这是因为，相对于此前，近代日本的学生群体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这一时期，图书馆的数量增长了四倍，从中央扩大到了地方。私立大学获得办学许可，在高校中形成官・公・私三足鼎立的局面。此外，在出版行业中，由于形成了书籍再版价格维持的出版制度，以及委托销售的经营策略，书店的数量更是从三千家增长到了一万家之多。新兴的学生群体为了与劳动阶级形成差异化的自我认同，积极地投入到教养主义的读书热潮中。
但是，历经甲午（日清）、日俄战争后的日本帝国，是一个连年对外征战，社会各界都已处在筋疲力尽的状态之中的国家。不同于明治时代奋发向上，人们都追求自我完善的“修养”，大正的读书人所追求的“教养”中往往暗含一种“内省”的视角。三宅指出，此时期最畅销的三本书，仓田百三《出家及其弟子》（岩波书店，1917年）、岛田清次郎《地上》（新潮社，1919年）、贺川丰彦《超越死亡线》（改造社，1920年），要么是宗教意义上的救赎物语，要么是社会主义者的自传小说。这是因为，1907年爆发的足尾铜山暴动事件，以及1910年遭检举的“大逆事件”，正是人们对现存体制的忍受已经达到了极限的表现。正如泽村修治指出的一样，“人们预感到大正会堕入社会不安与表面的繁荣背后的深渊，才转向宗教的文学与人生修养的著作，或者转向其替代物——由此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牵引力”（《ベストセラー全史・近代篇》）。在三宅看来，大正时期的畅销书与其是在赞美自我完善，不如说是聚焦在了自己的痛苦之中。
当然，作为学生精英与劳动者读书差异化最为明显的是，读不读大正时期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综合杂志。作家杉森久英就曾说，在学生时代，如果不读《中央公论》和《改造》这两本杂志，“就会感觉自己落后于时代”，因为这两本杂志刊登的论文和小说会成为当月知识人阶级讨论的中心话题。由此可见，学生们的教养，不仅通过高校和大学的正式课程，还通过综合杂志而获得。此外，被奉为教养主义殿堂的岩波书店《思想》杂志，在其发刊词中也郑重地写道：
……跟风随流、投其所好、迎合读者之意的杂志不少。又，专业学术杂志似无增加之必要。然而，不媚俗潮流，将永恒的问题贴近普通读者的杂志，难道不是当今日本最需要、最欠缺的吗？敝店立志要弥补这一缺憾。《思想》并非要宣传某一种主张。只要是为真、善、美服务的劳动，无论何种立场、何种领域，《思想》都想把它辑录下来，以资我国人一般之教养。对过分的舆论界感到不满者，看到敝店认真的努力，一定会信任我们的。
《思想》的精英主义立场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大正时期的日本，在精英与底层之间，出现了一批领着工资的工薪族群体。他们作为新生的中产阶级，也会购买便宜的“元本”或者“全集”作为自身阶级认同感的标识。
三、为了“娱乐”而读书
“教养”作为劳动阶级的追求，是从战后才开始的。1950年代的中学生中，大约有一半人会继续升入高中求学，而另一半则因为经济问题，不得不去就职谋生。然而，后一部分人并不甘心做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于是就开始了白天上班，晚上去夜校学习的生活。对他们而言，追求“教养”是弥补学历缺憾的一种手段。但是，他们所谓的“教养”，其实仍然与旧制高校中精英主义的“教养”相去甚远。例如夜校学生中流行的《苇》或《人生手帖》等杂志大多是与人生教训相关的“人生杂志”，并非《思想》等精英主义的综合杂志。
这个时期的畅销书，反映的也是“勤劳青年”的生活实态（福间良明，《“勤労青年”の教養文化史》）。1951年植木奖获得者源氏鸡太的小说《英语翻译先生》的舞台背景正是“会社”（公司），也被称为“会社小说”。其主人公是一个公司内的嘱托，非正式职员。小说以他的视线，描绘了公司内部各种明争暗斗。为了迎合上班族，源氏构思的小说情节并不复杂，而且人物性格也非常简单，黑白分明。此外，他还在写作过程中避免难懂的汉字，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这种读物与其说是“教养”，不如说是“娱乐”。
1960年代末，日本结束了战后政治上的左右纷争，迎来了经济上的高度成长时期。经济成长的果实比此前更大范围地浸透进了社会的方方面面。1970年代的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正是反映了这种全社会昂扬向上的心情，其代表作《坂上之云》写道：
按照仙波的说法，平民的孩子只要勤奋刻苦就能出人头地，这都是多亏了御一新，为了保卫这个国家不惜牺牲生命。
出人头地主义驱使着这个时代的所有青年。没有任何人怀疑个人的荣华富贵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可以说这是日本历史上罕见的时期。
这种同时代的集体心态，其实与明治时代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而出现的奋斗精神相似。福间良明指出，“司马的作品被商务人士所偏爱”，“它并不是被当做商业性的短期、中期利益有关的书籍被阅读的，而是完全是作为‘历史的教养’来陶冶人格的手段。这里可以说，它是一种商务教养主义”（《司馬遼太郎の時代 : 歴史と大衆教養主義》）。“商务教养主义”是一种浪漫地、戏剧地、轻松地获得的一种教养感觉。
四、泡沫时代的“百万畅销书”
根据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的调查，日本的出版物在1980年代从一兆日元上升至两兆日元，实现了“倍增计划”。伴随着这股消费热潮，诞生了许多百万级畅销书，例如黑柳彻子《窗边的小豆豆》500万册，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350万册，俵万智《沙拉纪念日》200万册，吉本芭娜娜《鸫》140万册等等。柄谷行人曾指出，这一时期正是日本现代文学“终结”的时期，文学的“内部性”叙事开始瓦解，不再承担构建民族精神的功能，转而成为消费文化的碎片。这种终结不仅是文学形式的变迁，更是读者与作者关系的根本性断裂（《向着批判哲学的转变》）。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作为百万级的消费商品才得以出现。与1970年代的作家松本清张或者小松左京江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置于中心地位不同，1980年代的小说家们喜欢用“私”（“我”）的视点看世界。它并不在乎是否对世界产生影响，只是单纯地表达自我。在三宅看来，这一点，反映的不是人们对“教养”，而是对“交流”的渴望。这一时期最畅销的杂志《BIG tomorrow》刊载内容以“职场处世”与“泡妞技巧”为主，“人情世故”是这一代上班族的追求目标。
村上春树与《挪威的森林》
1980年代另一个特点是，女性作家开始异军突起。但与读书不同，女性作家依赖的是各式各样的文化中心讲座（culture center）而获得“教养”。讲座中既有料理、花道之类的家庭主妇的趣味，也有小说、思想、历史类的学习。由于泡沫经济时期，男性劳动力处于高负荷的加班工作状态中，文化中心的女性听讲者达到了八成以上。特别是女性作家重兼芳子因为参加文化中心讲座后，其创作的小说获得了芥川文学奖，文化中心的学习人潮迎来了高潮期。重兼坦言，参与文化中心弥补了自己学历的缺憾。她旧制高等女校毕业后即结婚，再也没有过升学经历。在某种意义上，文化中心对于这一批女性而言，正如明治大正时期各种各样的“成功谈”杂志，或者“勤劳青年”的“人生谈”杂志，或者70年代被上班族偏爱的司马辽太郎“历史小说”一样，是获得“教养”的一种手段。
但是，这种通过文化中心学习而创作的文学其实引发了诸多争议。例如，有批评家就把她们称之为“写手记的女人”，读了一些“招募指南”之类的就当了作家。重兼愤而表示，“这些皱着眉头，抱着优越感”攻击文化中心的正是一些中年精英男群体。“他们也好不容易安定后才开始重拾学业”，“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嘲笑我们的权利”。其实，“读书”以前是阶级，现在成了“男女”差异化的工具。按照布尔迪厄的理论，读书是一种“象征性暴力”，“它通过象征性资本（如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分配来维持统治关系”（《学术人》）。也就是在这一个时期，以上野千鹤子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m）开始大行其道。
布尔迪厄与上野千鹤子
五、全球化时代的读书
冷战结束后，日本经济繁荣的泡沫破裂，日本人引以为豪的年功序列制，以及家族式的企业文化破灭。同时，全球化资本与原子化个人相结合的新自由主义打击了作为国民共同体概念的福利国家体制，它“将差异（贫富分化）视为非官方现象，并将由此产生的所有后果归结为在自由竞争市场中个人应承担的责任”。事实上，这是一种“差异管理的民营化体制”。不是国家，而是个人对市场竞争的结果负责（David Harvey，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人们已经不再相信只要个人努力就可以改变社会。1995年的畅销书《脑内革命：脑内的荷尔蒙可以改变生活方式》代表了这一趋势。不同于明治时代的畅销书通过教育人勤劳奋斗改变个人命运，《脑内革命》“以初看之下不可视的内面为对象，以‘实践的技法’来控制它。在这一点上，它是划时代的”。它的目的不再是改变个人的命运，而是通过积极的思考防止老化与提高免疫力等等具体问题。
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在1980年代是没有一本类似《脑内革命》的“自我启发书”成为畅销书的，但1990年代前半期的前三十本畅销书排行榜中出现了三四本，1995年有五本，而1996年《脑内革命》、《“超”学习法》就霸占了第一第二名。这反映了在“全球化”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浪潮中，个人只能够顺从，而非改变的处境。所有的事情的目标都在于“可控”。于是，面对无可改变的社会，人们退缩进了个人领域。“断舍离”的收纳指南书也火爆了起来。牧野智和指出，这是一种将“社会”相对化，将私人领域“圣化”的表现。
“当人们必须在不被外界提及的私密空间里自我治愈时，这种围绕着‘自我’的目光背后，难道不是透出了自我启发书所设想的那种‘社会’吗？这种‘社会’并不需要用太多言语来形容，只是作为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的对象而困扰、伤害自我。但无论如何，自我启发书首先向我们展示的，是在让我们专注于自我改变和肯定的同时，将自我每天所应建立联系的‘社会’视为可憎之物，或者视为毫无关联的事物而加以疏远，是一种与生活对抗的形式。”
2000年以后的IT革命加速了原子化个人的现象。在这样的世界中，人们追求的是单纯的“信息”，而非“知识”（教养）。三宅认为，“在读书所得到的知识中包含了许多杂质——即偶然性。在被称为教养的古典知识或者小说那样的虚构作品中，有读者意想不到的展开与知识。在文脉（语境）或说明之中，读者意料不到的这种偶然性的情报，我称之为知识。但信息之中其实是没有杂质的。这是因为，信息正是读者想要知道的内容。就像为了提高沟通能力得到生活指导，为了赚钱得到投资的诀窍一样，这就是‘信息’”。伊藤昌亮也认为，“与注重历史性与文脉性的人文知识相对，这里充斥着简单轻松的信息知识。在网上所重视的是，通过轻松的交流所得到的信息收集能力、信息处理能力、信息操作能力”。网上的信息世界不会“面向社会与自我的复杂性”。
结语
2008年，美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 Carr）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Google让我们变得更愚蠢吗？》的文章，引发了人们对互联网时代阅读的担忧。卡尔指出，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获取方式——快速跳转链接、多任务处理、即时反馈——正在改变人类的阅读习惯。他将传统阅读比作“深潜”，而网络阅读则像“在信息海洋上冲浪”，这种转变使得人们难以专注于长文本，注意力被分散为碎片化的“掠读”模式，削弱集中注意力和沉思的能力。但他同时指出，此类争议在历史上并非首次出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批评文字的发明削弱了人类的记忆能力。尼采使用打字机后，写作风格从雄辩转向简洁的格言体，印证了“工具塑造思维”的理论。
事实上，卡尔的结论并非黑白分明。技术既可能削弱某些认知能力（如深度记忆和专注力），也可能推动人类向更高阶思维进化。关键在于如何平衡依赖与自主性，避免技术成为“思考的镣铐”，正如尼采所言，“工具要参与思考的过程”。人类的智慧在于主动塑造工具的用途，而非被动受其支配。三宅香帆自己也在利用网络扩大阅读与交流的边界。她自己既是一家线下书店的店长，也是一位网络上小有名气的Youtuber。她在网上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从京大文学少女到IT公司的人事顾问，从学术研究到大众写作。她的作品与活动既服务于特定群体（如御宅族、职场人），也触及劳动异化、文化消费等宏观议题。她基于自身的工作体验后，开始担心职业与读书无法两全的生活，并且针对“读书衰退”的社会现象表达了自己的思考。《为何工作后就不读书了？》原载于《东洋经济新闻》网络版，获得无数网友共鸣后，于翌年出版成书。正如序言中谈到的一样，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榨取“文化”的现实，三宅收获最多的网友评论是，“我亦如此”。该书一经发行便获得30万册的销量，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这是普通上班族的普遍困境。每个人都在业绩的压力下没有得到真实的自我感受。
韩炳哲与《倦怠社会》
韩炳哲曾指出，现代社会已从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转向以“积极自由”为特征的“功绩社会”。在这一范式中，个体不再是外部权威的被动服从者，而是主动成为“自我剥削”的主体。人们被“你可以做到”、“成为更好的自己”等积极口号驱动，不断追求效能最大化，最终导致过劳和倦怠。功绩社会通过将自由与剥削绑定，使个体自愿投入无休止的优化和竞争中。例如，职场中的“内卷”、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展示，本质上都是个体对自身施加的暴力，这种剥削因缺乏外部强制而更具隐蔽性（《倦怠社会》）。这种自我剥削机制，其实正是尼采所谓的“死亡说教者”。
“你们所有人都喜爱苦工，都喜欢快速、新鲜、陌生之物，——你们无法忍受自己，你们的勤劳乃是逃避，以及力求遗忘自身的意志。
倘若你们更多地相信生命，你们就会更少投身于当下瞬间。但你们身上没有足够的内涵来等待——甚至不足以偷懒！
到处响起那些死亡说教者的声音：而大地上也充斥着这样一些人，他们必定要接受死亡说教。
或者说必定要接受‘永生’说教：这对我是一样的，——只要他们快快离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三宅建议人们警惕这种“死亡者说教”，重新发现自我的意义，而读书正是这种自我发现的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