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后，党中央毛主席对晋察冀军区的任务要求是保卫地方以及夺取三路四城。
所谓“三路”，即平汉路北段、同蒲路、正太路，“四城”大同、太原、石门（即石家庄）、保定。
毛主席对平汉战役十分重视，这意味着我军一旦得手，就能够打开华北的局面，甚至当时中央已经考虑到，在平汉战役胜利后，晋察冀抽调三个纵队出来，配合晋南各区解放山西。
不过，在针对平汉战役上，晋察冀军区有不同看法。
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认为，以晋察冀军区整体实力，不足以承担平汉战役，特别是在刘邓的晋冀鲁豫军区不能支援的情况下，对平汉线、平津线盘踞的国民党军实力不占优，要求先从晋北打开局面。
当时晋察冀考虑到，晋北地区只盘踞着国民党军阎锡山部七个师，相比于平汉、平津两线要弱得多，而且还可以夺取晋北重镇大同，同时还能改变首府张家口两面受敌的状况。
对大同集宁战役的失利，之前我们已经分析过很多次。
傅作义不仅仅是导致大同集宁战役以及后续的张家口保卫战失利的重要原因，还是我军在华北局势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致使华北问题至东野入关以后才得以解决。
那么有没有可能提前避免呢？
在大同集宁战役前，毛主席就曾两次致电晋察冀，主要发出两个疑问。
一、同意先取大同，再取平汉、正太，同时需要准备歼灭傅作义的援军。（7月25日）
二、在大同外围应县久攻不克的情况下，询问对大同的把握如何？（8月1日）
以上两点是毛主席根据战略态势做出的深入考量，理论上来讲应该成为前线各级指战员共识。
为了解决毛主席所说的两个问题，聂荣臻于8月2日在阳高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晋察冀军区领导干部外，还包括了配合作战的晋绥军区领导干部（张宗逊）。
会上众人对大同均保持乐观态度，认为特别是在晋北战役后，大同实际上已经成为晋北的一座孤城，守敌的建制也很不统一，因此只要我军在外围作战时歼灭大量有生敌军，加上坑道作业爆破城墙，大同是可以攻克的。
当时，众人并没有完全想到，晋察冀军区部队在进攻大同外围应县久攻不下，对大同守敌估计不足的问题。
据张宗逊回忆，他在阳高会议期间，也提出大同战役时，傅作义部可能自归绥调兵增援。然而与会同志又有人认为，大同非傅作义战区，其援兵即便前来，亦有限且迟缓，大同若下，傅部自不敢东进。
阳高会议没有讨论傅作义东援的可能以及应对方案。导致大同战役一开始，我军就出了两个纰漏：
一则错误估计了大同守军的实力，二则错估了傅作义增援的速度。
至于战役过程中战略战术运用上的问题，这还要放在后面讨论。
当然，在大同集宁战役之前，除了毛主席事先提醒傅作义增援外，当时情报战线也传来消息，称傅作义可能会介入内战。
可当时前线指战员在接到这个情报时，也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重视。
二
传递傅作义可能介入内战的关键信息的人就是当时潜伏在傅作义身边的秘书阎又文。
有关阎又文身份，事实上到今天已经不是一个谜了。
据阎又文女儿回忆：
“父亲当时是傅作义将军的少将秘书，同时兼华北剿总政工处处长兼总部发言人，是傅作义身边的幕僚，也是他最信任的人之一，然而父亲又是一名中共秘密党员。”
不过，阎又文是解放战争时期才又同党组织接上关系的，这距离他入党又隔了7年时间。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决定派王玉到绥远去，联系一名打入傅作义部队的地下党员阎又文。
王玉当时接到命令的时候，上级就明确告知：
“阎又文有变坏的可能，但以组织上对他的了解，更大的可能就是他仍然是党的好党员，忠于党的信仰。”
阎又文是山西万荣县人，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也是在大学期间，阎又文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1937年从山大毕业后，正值“七七事变”，阎又文受在太原演讲的彭雪枫、薄一波、程子华演讲，毅然决然奔赴延安。
据资料显示，阎又文在延安期间，便接受了陕甘宁边区保卫处举办的侦察情报干部训练班的培训，这个培训班一共举办了七期，阎又文是第二期毕业，毕业后被派往西北军马鸿逵部。
1938年初，当时与八路军交好的傅作义向我党提出派工作人员到他部队工作，阎又文接受徐冰（即邢西萍，原中央统战部部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意见，利用傅作义同乡的身份进入傅部工作。
应该指出的是，阎又文当年进入傅作义部工作，本身还不是共产党员，他被派到傅部，也是处于抗战的大局考虑的。
也是在傅作义部工作期间，经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介绍入党。
可在1939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当局掀起反共高潮后，傅作义迫于无奈只好把所部共产党员“礼送出境”，但因为事起仓促，当时已经出任傅作义秘书兼贯彻社主任的阎又文反被滞留傅部，就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阎又文就此潜伏下来，成为一枚“闲棋冷子”。
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阎又文深得傅作义信任，并帮助傅作义起草重要的文电，以至于时人称阎又文为“傅将军的影子”。
整个抗战时期，阎又文并没有被弃用。
党中央在抗战胜利后派出王玉与阎又文取得联系，这期间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因为阎又文并不相信王玉，中间还耽搁了几个月。
一直到1946年春，王玉登门拜访阎又文，双方相互试探后，才确定对方是自己的同志。
王玉给阎又文带去中央的指示归根到底就只有一条，不与其他党组织发生任何横向的联系，专门获取傅作义部队的实力、思想动向以及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弄清楚傅作义与蒋介石的关系。
三
阎又文传递的情报很及时。
阎又文本就在傅部工作，又是傅作义的秘书，身兼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十二战区机关报《奋斗日报》社长，对傅作义部队的实力以及动向了解得很清楚。
从1946年2月开始，王玉同阎又文见了几次面，拿到手的都是一手的资料。当时，阎又文就特别强调：
“傅作义已经被拉到了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他的部队很可能会进攻绥东解放区。”
等于说从这条秘密战线，我党当时已经明确获知了傅作义部一定会参与内战的消息。
王玉当时就把消息传递给了驻绥东丰镇的华北野战军，结果当时部队的领导看了他送出的情报后很不以为然：
“你这个材料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
王玉当时并不方便透露情报的来源，也无法自表身份，所以他没办法说服这位领导同志，后来他对李克农谈及此事，李克农也无奈的说：
“我们的情报工作主要是为武装斗争服务的，有时一份情报可以胜过千军万马，有水平的领导是懂得这一点的。”
1946年7月，大同战役期间，蒋介石将原属于第二战区的大同划归傅作义的十二战区后，傅作义立刻出动，以“围魏救赵”的方式猛攻集宁，致使我军在攻城、打援上摇摆不定，最终两战尽皆失利。
傅作义在大同集宁战役得手后，又陆续占领了集宁、丰镇、阳高、张家口等地。
李克农后来谈及此事，也颇为无奈：
“华北战场初期失利，败就败在对情报不够重视。”
不过好在经此一事后，阎又文的情报逐渐受到了中央关注。
当时，阎又文还重点介绍了傅作义与阎锡山、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傅作义是一个爱国的抗日名将，他积极抗日，反对内战，主张国共和谈，和平建设国家，但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与蒋介石、阎锡山是有矛盾的，虽然由于他身处的地位，难以避免内战，但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站到人民一边。”
中央据此调整了部队对傅作义部的战略部署，特别是利用傅作义与阎锡山、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做文章，使得傅作义越来越束手束脚。
1947年12月，蒋介石下令撤销北平行辕及张垣、保定两个绥靖公署，并成立华北“剿总”司令部，傅作义任“剿总”司令。
此后傅作义采取分区防御方针，集中主要兵力维护各战略要点，以确保平津保三角地区。
同年冬，为了发挥阎又文的作用，上级决定将王玉以及阎又文的组织关系调入中共中央社会部，由李克农和时任一室主任罗青长直接负责领导。
1948年4月，中央考虑在东北发起大规模的决战，但又不能不顾虑华北的傅作义对东北的支援，因此命令阎又文摸清傅作义的情况。
阎又文后来给出明确消息，傅作义从1947年冬以后，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对出任华北“剿总”司令兴趣不大，认为是蒋要他收拾华北的烂摊子，特别是对国民党当局腐败的现状极度失望，对内战也日趋消极：
“即便东北有大的战事发生，傅作义也不一定会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行事。”
也正是因为有了阎又文的情报，党中央毛主席才会做出封闭锦州，“关门打狗”的重大决策。
整个平津战役期间，阎又文又及时的把傅作义思想动态以及国民党当局军事部署传递中央。
据说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央有意要东北野战军休整一个月，但随后阎又文将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制定的战略计划传递给中央，在得知国民党当局要求傅作义率华北集团沿津、塘一线南下的消息后，毛主席立刻做出东野结束休整，立刻入关的决定，并同时做出华北缓攻归绥、太原，华东野战军缓攻杜聿明集团。
毛主席这一战略部署，为抑留傅作义集团在华北起到了突出作用。
在整个过程中，阎又文可谓功不可没。
据王玉回忆，当时他出发赴北平联系阎又文时，曾得李克农郑重嘱咐：
“此次进北平，要有可能被捕的思想准备，万一被捕，不要落在国民党军统以及中统特务手里，如果被傅作义特务抓住，即便暴露身份，他也不会杀你，但要切记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暴露阎又文，就是你牺牲了也不能暴露。”
阎又文为推动北平和平解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