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学者是啥?

通俗地讲,这是一种特聘岗位,来自教育部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共同筹资设立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这是培养专项高层次人才的计划。2011年开始实施的新的长江学者计划,包括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和青年学者3种。



应该说,自教育部与李嘉诚基金会共同启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来,这一制度既推动了中国学术的跨越式发展,也因制度异化催生出追名逐利的学术生态。

作为中国高层次人才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长江学者制度在26年的历程中,既见证了顶尖学者的崛起,也暴露了学术评价体系的结构性矛盾。




“长江学者”设立的制度初衷,旨在打破20世纪末中国高校人才断层的困境。通过优厚待遇吸引海外人才回流,其早期成果显著:2005年,31岁的陈哲宇放弃美国康奈尔大学教职回国,仅用一年便在《科学》杂志发表突破性成果,其团队更在十年间主持60余项国家级项目,使山东大学神经生物学系跻身全球前1%。

截至2024年,长江学者群体已涵盖746名特聘教授,其中北京大学以55人位居榜首,成为高校科研实力的重要标尺。
该制度通过“头衔-资源”绑定模式,快速提升了中西部高校竞争力。

2024年教育部新政允许14所部省合建高校无限额申报,直接向中西部倾斜,试图扭转“孔雀东南飞”的人才流失困局。这种定向扶持曾让内蒙古大学、新疆大学等院校首次拥有顶尖学科带头人。

然而,随着时间演变,“长江学者”也在一步步沿着从学术激励到名利竞技的异化轨迹发展。

一是“长江学者”头衔货币化与资源垄断:长江学者称号逐渐演变为学术界的“硬通货”。高校将头衔数量与学科评估、经费分配直接挂钩,催生了“挖角大战”。东部高校以百万年薪争夺中西部学者,导致青海大学等院校五年内流失7名学科骨干。



更荒诞的是,部分学者利用头衔套取资源,比如上海交大教授陈进凭借“长江学者”光环,用砂纸打磨摩托罗拉芯片冒充“汉芯一号”,骗取11亿科研经费,致使中国芯片自主进程延误十年。
二是“长江学者”考核异化与学术伦理危机:“非升即走”压力下,学者被迫追逐短平快成果。陈哲宇团队为维持实验室运转,十年垫资超百万购置进口试剂,却因国内外票据制度差异,不得不通过虚开发票平账,最终因50万元“小金库”分配获刑四年。类似困境具有普遍性,某985高校要求晋升教授需年均发表3篇权威论文,导致“模块化写作”盛行,原创研究占比从2000年的59%降至2020年的33%。



三是“长江学者” 称号泛化与公信力流失:“长江”之后,引发了地方政府和高校的纷纷仿效,为弥补长江学者名额不足,38种“山寨头衔”泛滥成灾,比如:黄河学者、珠江学者、湘江学者、钱江学者、西湖学者、太湖学者等,一浪高过一浪。除了河、湖,还有更霸气的南海学者、北洋学者、海洋学者。有水就有山,于是有泰山、华山、黄山、天山、昆仑等名山纷纷加入。对于这种现象,有网友戏称“江河湖海学者,名川大山教授”。这些还仅仅是自然地理,更有一批是属于人文地理:象征区域的词语+学者的组合,如燕赵学者、齐鲁学者、东方学者、天府学者、楚天学者......还有少数以地方代表性景观命名,如绿洲学者、长城学者、飞天学者。而有的则更加直接了当:广州就叫广州学者、深圳就叫鹏城学者、济南就叫泉城学者。部分地方和学校则钟爱某种具有区域特色的植物,如芙蓉学者、荔园学者、白杨学者、胡杨学者等。这些“学者”岗位涉及的地理名词,可以在地图覆盖大江南北——在长江的大旗帜下,省级、市级、校级的五花八门的“学者”名称,一时间让人联想到金庸古龙的武侠世界——那些门派,也多以地理山河命名。



帽子学者与论文发表紧密结合,一家c刊主编透露,60%投稿论文在设计阶段就瞄准发表指标,而非解决真问题。更恶劣的是,假学者借头衔牟利,阮晓东假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身份,通过培训机构收取高额课程费,暴露了学术头衔的信用危机。


可以说,“长江学者”的制度病灶是行政化与量化考核的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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