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一次讲座上的发言冲上热搜。他直言：“我做到60岁，director肯定就不做了。等到65岁，我专家门诊都不出了。你们别想多了，觉得我会在这里做牛做马一辈子。”
更让年轻医生振奋的是，他明确表态：“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
这番话瞬间引发热议。有人佩服他的通透，有人感慨他的清醒，更多人则忍不住联想到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学术大佬——明明早已脱离科研一线，却死抓着权力不放，压得年轻人喘不过气。
在中国学术界，“退而不休”几乎是常态。某些“泰斗级”教授，七八十岁仍霸占着学科带头人、院士头衔，甚至把控着科研经费、论文署名、职称评审的关键通道。年轻人想出头？要么熬到他们“自然退休”，要么乖乖当“学术包身工”，在论文上给他们挂名，在项目里给他们打工。
更讽刺的是，这些“学术老佛爷”往往早已脱离一线，对前沿研究一窍不通，却依然能靠资历和关系网垄断资源。他们不退休，不是因为他们还能做贡献，而是因为他们舍不得放权。
张文宏的“60岁退休”宣言，恰恰戳破了这个畸形生态的遮羞布——真正的学者，应该让位给更有能力的人，而不是把学术圈变成自己的“终身制领地”。
为什么那么多学者不愿退休？因为在中国学术界，“头衔”不仅仅是荣誉，更是实实在在的利益。科研经费方面，学科带头人、院士头衔意味着动辄千万的科研资金，哪怕自己不干活，也能靠“挂名”分一杯羹。学术话语权方面，评审、评奖、职称晋升，全由“老资格”把持，年轻人想出头，就得按他们的规矩来。商业变现方面，某些“专家”退休后依然活跃在各种商业论坛、企业顾问岗位上，靠名头捞金。
在这样的环境下，“不退位”成了一种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既不用再辛苦搞科研，又能继续享受学术红利，何乐而不为？但代价是什么？是年轻人的上升通道被堵死，是学术创新被扼杀，是整个科研体系的僵化。
张文宏的“不占坑”态度，之所以引发强烈共鸣，是因为它反衬出某些学者的虚伪与自私。嘴上喊着“培养年轻人”，实际却把持资源不放；标榜“学术传承”，却只传承自己的“学术山头”；抱怨“青黄不接”，却从不给年轻人真正的机会。更可笑的是，某些“学术大佬”一边占着位置，一边抱怨“现在的年轻人不行”。可问题是，你都不让位，年轻人怎么行？
张文宏的发言，其实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学术界的权力更迭，不能只靠个人觉悟，而应该建立制度化的退出机制。首先，某些关键学术职位（如院士、学科带头人）应设定年龄上限，避免“终身制”。其次，限制“超龄任职”，即使返聘或顾问，也不应继续掌控核心资源。最后，透明化评审，减少“老权威”对年轻学者的压制，让能力而非资历决定机会。
当然，这些改革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阻力必然巨大。但如果不改，中国学术界的未来，恐怕只会是越来越多的“老佛爷”和越来越憋屈的“学术民工”。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而创新的希望在于年轻人。一个健康的学术生态，不该让年轻人熬到白头才能出头，更不该让“老权威”成为无法逾越的大山。
张文宏的“60岁退休”宣言，之所以让人敬佩，不是因为他要退休，而是因为他愿意主动让出舞台。这种清醒，值得整个中国学术界反思。毕竟，真正的学者，不仅要知道何时上场，更要知道何时谢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