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
无论是中国古代小说《聊斋志异》中“画皮”故事的深刻隐喻，还是当今“医美”盛行所宣扬的“颜值即正义”，都反映出“脸”或“美”对人们的重要意义。然而，从医学技术史的视角出发，你会发现现代医学对于“脸”的塑造，竟与“美”毫无关系。
牛津大学医学史博士琳赛·菲茨哈里斯在《造脸：整形外科的兴起》一书中，以细腻的叙事手法向读者呈现了战争给前线士兵带来的创伤，尤其是当这种创伤发生在头面部时，似乎并未为英勇的战士们赢得相应的“荣誉”。整本书的叙述并非仅仅是一部整形外科技术的发展史，而是蕴含着哲学和社会视角的深刻反思。
时间拉回到1917年11月20日，康布雷战役的黎明时分，珀西·克莱尔目睹了战争最暴烈的面目。数百辆坦克在夜色掩护下突袭德军防线，表面胜利的背后却是地狱般的厮杀。科技的进步使得武器不断升级，工业化技术异化成了惨烈的屠杀。在战壕中，士兵们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肢体和面部创伤。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当时欧洲的医疗水平远远落后于军事技术的发展。面部创伤往往只是经过草率的外科手术处理便了事，但真正的痛苦或许才刚刚拉开帷幕。社会对毁容者的排斥，使得这些幸存者沦为被视作“有碍观瞻”的孤独灵魂。
1914年，耳鼻喉外科医生吉利斯和牙科医生瓦拉迪埃在第十三固定医院相遇，他们的合作推动了牙科技术在面部重建中的应用，开启了跨学科合作的新纪元。由于这种合作的需要，整形外科学科和医疗中心的建立变得迫切。1916年，吉利斯被派往剑桥军事医院管理整形外科，并整顿了混乱的医疗环境。面对技术挑战，他发明了新型皮瓣移植技术，并结合多学科知识，开创了整形外科新模式，促进了艺术与整形外科的融合。整形外科的发展强调了功能与外观的结合，优化了手术流程，实现了美观与实用性的统一。1917年2月，吉利斯在莱恩的支持下，在锡德卡普建立了王后医院，旨在为面部受损士兵提供治疗和康复。这所医院，也被称为“整形工厂”，会聚了来自英国及其他国家的顶尖医疗专家，形成了国际化的医疗团队。王后医院的成立标志着整形外科技术的进步，如“管状带蒂皮瓣”和“上皮镶嵌”等创新方法的诞生。随着战争的结束，医学界迎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吉利斯创立的整形外科在战后持续发展，尤其在麻醉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气管内麻醉技术及相关器械技术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为医学的进步奠定了重要基础。尽管战争结束导致创伤修复的需求有所下降，整形外科仍然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一方面，美容整形手术的市场需求持续增长，市场价值已超过600亿美元；另一方面，重建手术仍然是该领域的核心内容。与此同时，面部移植手术作为最新进展之一，其技术上的突破也带来了社会文化方面的挑战。
战争导致的面部创伤和整形外科的道德争议揭示了身体作为道德符号的社会建构性。整形外科的伦理困境反映了技术理性与传统道德秩序的博弈。在疾病被视为“天罚”的时代，整形手术掩饰畸形被视为不道德。然而，医学技术认为身体改造是重建人性尊严的道德实践。战争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性，揭示了人们在面对时代和命运挑战时的光辉与阴暗面。二等兵西摩在战斗中受伤严重，但凭借坚强意志和吉利斯医生的医术，他幸存下来并成为吉利斯的秘书。威廉·斯普雷克利在战场受伤后，吉利斯为他进行了鼻部重建手术，尽管初期效果不佳，但最终斯普雷克利恢复了勇气和信心。沃尔特·阿什沃斯在战斗中脸部受伤，尽管经历了多次手术，未婚妻却因他的毁容而离开。然而，阿什沃斯并未放弃，战后他找到了新的爱情并移居澳大利亚开始新生活。战争的废墟中，我们看到了超越创伤的生存哲学，创伤反而成为生命重新定位的契机。这种对人性光辉的追求，也是整形外科的初衷和核心价值。
全书深刻展现了科技发展的悖论：战争既是医学创新的催化剂，也暴露了技术工具理性与人文价值的永恒张力。那些破碎的面孔背后，是无数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菲茨哈里斯不仅叙述了技术史，还深入探讨了整形外科的伦理问题。19世纪，疾病被视为“天罚”，遮掩伤痕被认为是违背神意；但现代医学通过技术干预，将身体改造视为“重建尊严”的道德行为。值得思考的是，书中虽未直接批判当代消费主义对整形外科的异化，但透过历史镜像，我们已能窥见当下“颜值经济”的根源。从战壕到手术台，从战场缝合到面部移植，人类在毁灭与创造、异化与救赎的循环中，始终在追问：技术究竟应服务于生存，还是赋予生存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