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叙事||梅树矶小记
梅树矶是茨洞村的一方小屋场，像一块被岁月打磨得温润的旧玉，时常在我的记忆里发光。幼时，我每年总要随父母跋涉几里山路，去探望住在梅树矶的姑爷爷和姑奶奶。那时他们已年逾古稀，两间半的老房蜷缩在那个老屋里，墙皮斑驳，瓦檐低垂，仿佛随时会被风雨揉碎。可就是这样一方逼仄天地，却盛满了我童年温暖的记忆。
姑爷爷叫许礼宏，姑奶奶叫周淑贞。他们的故事，始于战火，归于泥土。姑爷爷年轻时投身红军，南征北战，左腿里嵌着一颗未取的子弹，成了他一生的勋章。每逢寒冬，他总蜷在藤椅上，用枯枝般的手指摩挲着膝盖，那子弹便隔着薄薄的皮肤微微隆起，如同一枚沉默的印章，盖在血肉里，也盖在光阴中。
姑爷爷很爱干净，身上的衣服总是整理得笔直无痕，一头黑白相间的头发，像毛主席的头发一样，从前额向后倾斜着，显得精神抖擞。
姑奶奶呢，守着梅树矶的老屋等了半生，从青丝到白发，从娇俏的新妇到佝偻的老妪。她的嫁妆是一口褪了漆的木箱，里头压着几件粗布衣裳，还有一摞泛黄的勋章，那是姑爷爷从战场带回的“家书”，每一枚都沾着硝烟与血泪。
老屋的格局极简，进门左边是姑爷爷的卧房，一张竹床、一口木柜，柜顶摆着铜壶与铜锅，壶身被烟火熏得黑不溜鳅。姑爷爷说，这是他用子弹壳熔铸的，他说：“当年子弹要人命，如今烧水煮饭，倒能养活人。”灶台挨着天井，姑奶奶常蹲在那里生火，柴烟袅袅升起，混着米粥的香气，熏得梁上燕子也探出头来啾啾叫。天井另一侧的半间房住着邻人，两家共用一堵土墙，夜里咳嗽声透过砖墙传来，倒像是梅树矶独有的夜曲。
屋前有一口方塘，水色浑浊，却养活了满塘的草鱼与菱角。记得有一年双抢，我蹲在塘边玩水，忽见一条白鱼翻着肚皮浮上来，忙唤姑爷爷来看。他抄起竹竿，颤巍巍地将鱼捞起，鱼鳃尚在翕动。“怕是闷着了，放回水里还能活。”他喃喃道，又将鱼轻轻推回塘中。那鱼甩尾游走时溅起的水花，在阳光下碎成一片金箔，落在姑爷爷的布衫上，晃得他眯起眼笑。
寒暑假时，我总爱赖在梅树矶。姑爷爷的哮喘病让他无法下田，却不妨碍他讲故事。他说起1931年离家那日，姑奶奶攥着他的衣角哭成了泪人；说起抗日时在小镇血战四天四夜，溪水被染成赤红，百姓们摸着黑来救伤员；说起日本投降那夜，他攥着勋章嚎啕大哭，仿佛要把半生的痛与恨都哭尽。那些故事像老屋梁上的蛛网，细细密密地缠住我，直到多年后仍清晰如昨。
老表许定甫小我六岁，是个皮猴子。他常带我去野地里撒欢，骑黄牛、掏鸟窝，或是趁月色摸到塘边捞鱼。有一回，他偷了邻家的竹篓，我俩蹲在芦苇丛里屏息等待，却只捞到几尾泥鳅。姑奶奶发现后，举着笤帚追得他满院跑，边追边骂：“小讨债鬼！再敢胡闹，把你塞灶膛里当柴烧！”定甫边躲边冲我挤眼，那狡黠的神情，倒像是梅树矶的野风灌进了骨子里。
姑爷爷姑奶奶膝下无子，二姨妈过继给他们做女儿，后来招赘了女婿许真龙。真龙姨父早逝，留下三忠与定甫两姐弟，由二老拉扯大。三忠与我同岁，性子却静得像塘里的水，总躲在屋里纳鞋底、绣花样。定甫嫌她无趣，便拽着我往山坳里钻。我们摘野莓、追山雀，偶尔撞见万满保、许五生几个同窗，便凑成一伙打弹珠。弹珠滚进草丛时，定甫总喊：“找不着就赖你！”笑声惊飞了老枫树上的斑鸠，扑棱棱掠过头顶，翅膀剪碎了一地阳光。 梅树矶没有梅树，但水塘边的这棵老枫，应该有几百年光景。
晚年的姑爷爷愈发清瘦，村里人劝他申请五保户，他却摆摆手：“有田有灶，饿不死哩。”他种几亩薄田，收的稻谷刚够糊口与养年猪。灶台上的铜锅日日煮着红薯粥，姑奶奶添一勺辣酱，他便咂着嘴说：“比打仗时吃草根强多了。”临终前，他将勋章悉数交给村委，只留下一句：“莫忘国耻，要爱这山河。”
去年清明，我重回梅树矶。老屋早已坍塌，野草漫过残垣，只有那口方塘依旧装着一滩浅水。定甫蹲在塘边抽烟，指间火星明灭，像极了当年灶膛里跃动的柴火。我们沉默着，听风穿过竹林，沙沙声里仿佛有铜壶在咕嘟冒气，有姑爷爷的咳嗽混着故事飘来，有姑奶奶的笤帚追着定甫的嬉笑掠过耳畔……
梅树矶的故事，终是随那代人的离去而封存。唯有子弹壳熔铸的铜器、勋章上的斑驳锈迹，以及塘中偶尔跃起的白鲢，仍在无声地诉说着这里曾住过一位老兵和他的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