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信神的原因：史前考古重大发现，难怪中原文化主导中国

1953年，考古学家李济指出：“我们应当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李济观点对也不对，因为北方红山文化的确是中华文明起源之一，但中华文明不是一个地方扩张的结果，而是多地文明融汇的结果。

1981年，考古学家苏秉琦根据数十年的考古发现，提出“六大文化区系”理论，就是不同地区形成了六种强烈个性的文化风格，比如红山文化、东夷文化、中原文化等。最终，这六种文化互相融合重组，形成了中华文明。

问题是：在六种文化真正融汇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却是中原文化，那么为何如此？对此，史前考古取得重大发现，原来中原文化的确具有一个重大优点，也是中国古代没有成为“神权国家”的关键原因。

史前考古重大发现

距今5500年左右，中国社会出现巨变，北方、中原、东南都出现了古国，进入到了文明阶段，比如北方红山文化、东南凌家滩与良渚、中原有庙底沟文化等。但这几个典型文化中，却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是红山文化，其中典型是位于辽宁朝阳市的“牛河梁遗址”。该遗址是一座宗教遗址，里面出土了很多宗教祭祀品，以及女神庙和女神像，与传说中的女娲事迹有些吻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墓葬，随葬品比较丰富，包括玉龙玉凤等。

其次是良渚与凌家滩，两者都有大量的神秘的宗教遗存，比如良渚遗址各种精美的玉琮，凌家滩遗址的一个墓葬中竟有100多块精美玉器。因此，与红山文化社会一样，良渚与凌家滩也是典型的宗教社会，首领依靠宗教凝聚人心或统治百姓。

第三是灵宝西坡遗址，位于河南三门峡灵宝，与仰韶遗址、庙底沟遗址相近，处于仰韶文化中后期的庙底沟文化类型。与上述两者相比，西坡遗址没有宗教祭祀场景，墓中也没有奢侈品随葬，一般只有少量陶器和一两件玉钺，甚至M27中唯一显示等级的物品是在中小型墓葬中基本不见的一对大口缸，可谓寒酸至极。

笔者上一篇文章中谈过，西坡遗址非常重要，考古发掘出十多座巨型建筑，说明这是一个强大的政权，属于都邑性遗址，不是穷到没有实力制造各种精美器物，而是没有做而已。另外，庙底沟文化非常强势，辐射远到北方红山文化，东至大海，南至长江流域，西至甘肃青海。

以上是北、中、南三大古国的大概特征，其中红山文化、凌家滩、良渚都崇神重祭祀，中部仰韶西坡遗址不怎么崇神、不怎么重祭祀。

难怪中原主导中国

按照传统观点，中华文明孕育于黄河流域，由中原扩散开来。以现在来看，这个观点肯定错了，中华文明是多元融汇为一体。但一个客观事实是，在多元融汇过程中，中原文明的确主导了融汇的过程，那么原因何在呢？其中原因显然很多，但与上述发现却有着密切关系。

红山文化社会是无限扩大神权的模式，就是神权决定一切，就像中世纪的基督教一样，婚嫁丧葬吃饭喝水都有宗教参与。部落巫师或祭师代表神的意志，靠与神对话等来统治百姓，不是靠治国才能或治军才能。

相比之下，良渚文化略有不同，采取的是神权、王权、军权结合，但其中依然是神权为主。因此，良渚古国的首领首先是巫师，其次才是王者、才是军队首领，本质上与红山文化首领差不多，也是靠“神”来维持政权。

以神权为主，就必然要强化神权，就要挥霍大量人力物力用于建造宗教设施，制造精美的宗教用品，比如各种精美的玉琮等。上古社会之际，生产力低下，将大量人力物力用于虚无缥缈的神身上，而不将之用于活人和国家发展身上，就必然导致国家衰落，缺乏进一步发展的余力。

然而，中原地区的西坡遗址，无论遗址还是墓葬，所能看到的主要是王权，神权反而显得渺小。更为重要的是，尊者墓葬也朴实无华，随葬品极少，也不是那么精美。因此，仰韶西坡古国没有浪费人力物力崇拜神灵，王权也比较接近民间，国家显然就更容易发展。

包括西坡遗址在内，以及之后龙山时代、夏周遗址等中原地区遗址，不是没有祭祀，不是对自然之神没有敬畏，也不是完全不信神，而主要是王权主导下的崇敬先祖、敬天法祖，而不是由巫师做首领，依靠“神”来治理国家，不是“神权至上”的社会。

也就是说，无论良渚还是红山文化，其社会模式存在极大浪费，且难以持续，这或许是其消亡的核心原因，而中原仰韶西坡遗址遗留下的传统一脉相承，以世俗王权为主导，甚至可能选择贤德之人为王，比如大禹治水德被八方而成王，这就避免浪费资源、也让社会更能可持续发展，因而最终主导了此后中华文明的进程，也让中国成为“不信神教”的世俗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