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刘国志被捕，他的五哥大惊，专程从香港飞到重庆，拿着一张空白支票送给了特务头子：“放了我弟弟，数额随你写！”
这年三月，一份《挺进报》送到了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处，里面还有一封交给公署处最高长官朱绍良的警告信。《挺进报》是我党地下组织发行的刊物，遍及重庆和川东许多地方，极具影响力。
朱绍良受到此种挑衅，勃然大怒，立刻下令让西南军统特务长官徐远举限期破案，抓出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
徐远举接到命令后，迅速调用大量人手，搜查地下党的线索，并于四月份发现了我党一处联络点，逮捕了一批地下党员，其中就包括刘国志。
徐远举一看到刘国志，便有些留意。刘国志看起来文质彬彬、细皮嫩肉的，像个养尊处优的少爷，和其他被逮捕的地下党格格不入。
徐远举瞄了眼刘国志的资料，得知他出生于四川泸州一个大富豪家庭，心中便“有了底”：这可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出身的公子哥，生活优渥，被家里人捧在手心里，哪里受得了苦，参加地下党肯定是年纪小图新鲜。
徐远举暗喜，随后马上对刘国志进行审问。不料，刘国志在精神信仰上是无比的坚定，经过好几轮的审问，面对特务提出的任何问题，他一律只回答“不知道”。
徐远举的耐心渐渐被消磨殆尽，他怒声说道：“你家境这么优越，要钱有钱，什么都不缺，你掺和到共匪的事里图什么？”
对于这番话，刘国志只是冷笑一声，不作回应。徐远举见劝诱的手段不管用，便开始威胁：“看见那些刑具了吗？你要是再不招供，恐怕要吃不消了。”
“无论你问什么，我都不知道。”面对威胁，刘国志没有丝毫的畏惧。他早就下定决心，无论面对什么情况，都不会出卖组织半分。
徐远举被刘国志的回应彻底激怒了，他一声令下，手下的人便开始用刑。可没想到，刘国志身板子看起来弱小，可意志力却惊人地强大，经过一轮又一轮的酷刑，他始终咬紧牙关，一个字也不说。
面对这样的倔骨头，徐远举一时也没了办法，只好先给刘国志戴上镣铐，关押在牢里。此时，刘国志的家人得知他被关在牢里，着急地想办法营救。他的五哥刘国琪专程从香港赶回了重庆，还特意带了许多贵重的东西，用来打点重庆特务机关。
刘国琪把重庆军统上上下下能见的都见了一遍，还专门给徐远举送了一个纯金香烟盒、一只名贵手表。
徐远举看到这些贵重的东西，眼睛都直了。但他仍故作犹疑地说道：“你弟弟是地下党，犯下的事可不算小……”话音未落，刘国琪又添上了一些礼物：“徐处长看这些如何？”
徐远举脸上堆起了满意的笑。他收了刘国琪的贿赂，加上军统内部意见一致，都在帮刘国志说好话，于是他同意释放刘国志，但有一个要求，即刘国志必须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宣布自己退出党组织。
“你让我和我弟弟见一面，我来和他沟通。”刘国琪说道。于是，刘国志被带到了徐远举的办公室。刘国志受尽酷刑，浑身是伤，一见到哥哥，心中满是惊讶和苦楚：“五哥！你怎么会在这里？”
“国志，来，在这份声明上签个字，徐处长就放你走！”刘国琪一心想带刘国志脱离苦海，赶紧抓起他的手，要他在退党声明书上签字。
刘国志一看，拒不签字：“我死了还有党，等于没有死；我如果背叛组织，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刘国琪知道自己这个弟弟的性子，他认定的事，怎么劝也劝不回来。就这样，第一次营救失败了。
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救人心切的刘国琪又想出了另一个办法。他又和徐远举见了一面，这一次，他带来了一张空白支票：“只要能放了我弟弟，数额随你写！”
此时的国民党在战场上败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国民党上层官员已经有准备逃跑的势头，徐远举也不例外。跑之前再捞一笔，哪有这等好事！
于是，这回徐远举再次爽快地答应了：“刘国志不想退党也可以；但是得写个悔过书，走个表面流程我们再放人，这好办吧？”
刘国琪知道就弟弟的性子，恐怕悔过书也不愿意写，于是他便代写了一封悔过书，让刘国志来签字。就这样，刘国志第二次在徐远举的办公室与刘国琪相见了。
“国志，现在外面乱得很，再不走，恐怕命都保不住！这回听哥哥的，在悔过书上签个字，徐处长就放你走。当初你罢课捣乱，总归是不对的嘛！”刘国琪苦口婆心地劝道。
看着哥哥为救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刘国志心中十分愧疚。他心中有自己的信仰和决心，可怎么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向埋头做生意的哥哥说明这么多的大道理呢？
刘国志含泪说道：“五哥，谁也动摇不了我的意志和决心，我自愿为人民牺牲自己，你们不要再管我了！”
刘国琪苦苦相劝，让他为家人想想，但是刘国志十分坚定地表示：释放必须是无条件的。就这样，第二次的营救也失败了。
1949年11月27日，白公馆大屠杀开始，刘国志在狱中写下了《就义诗》后，从容地奔赴刑场，为坚定的精神信仰、为党和国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