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云南日报》刊发了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冯志礼1月9日在云南省纪委十一届五次全会上作的工作报告。
报告还特别提到严惩结交政治骗子行为，并首次披露了查处祁麟、胡剑、黄红蕾等政治骗子。
这些骗子以伪造身份、虚构“政治背景”为手段，渗透地方权力体系，甚至干预干部任命、操纵工程项目招标。从昆明到曲靖，从公安系统到国企领域，案件牵涉的深度与广度，暴露出政治生态中隐秘而危险的裂痕。
此次被查处的祁麟团伙，其诈骗手法呈现出高度专业化特征。
祁麟自称“某退休中央领导的干儿子”，通过伪造与省委领导的合影、虚构参加高层会议记录，在曲靖市建立“政治掮客”形象。
其团伙成员胡剑则扮演“北京特派员”，以“中央巡视组掌握线索”为由，向某县政法委书记索要300万元“保密费”。
更荒诞的是，骗子黄红蕾以“风水大师”身份混迹官场，声称能通过“调整办公室布局”助官员晋升，先后骗取7名处级以上干部“咨询费”逾600万元。
此类案件并非云南独有。2023年浙江查处的“假钦差”王伟民案中，骗子租用省委大院附近办公楼，伪造红头文件、私刻公章，以“中央环保督察组”名义向企业索贿，三个月敛财1700万元。
而山西某能源集团原董事长张某，则被两名冒充中纪委干部的骗子以“调查期间提供保护”为由骗取房产3套，暴露出部分官员“做贼心虚”的畸形心态。
政治骗局的猖獗，本质上源于官场“潜规则”的异化。
在湖南郴州“假将军”赵锡永案中，这个仅有小学文化的骗子，凭借伪造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司长”证件，三年内出席政府会议46次，批示市政工程项目21个。其“成功秘诀”在于精准把握了地方官员对“上层人脉”的病态渴求——当某县委书记发现赵锡永批文用错国务院公章编号时，竟选择沉默，“毕竟他帮忙引荐过省领导”。
这种黑色幽默背后，是权力场域的深层扭曲。
广东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在狱中忏悔录中写道：“明知对方可能是骗子，但万一是真的呢？”这种赌徒心理，使得政治骗子如同“权力掮客”般获得生存空间。而重庆“司法黄牛”刘虎案更揭示出骗局的产业化趋势：其团伙通过安插“线人”获取政法系统内部信息，再以“捞人”“改判”为诱饵实施诈骗，形成“信息收集—定向营销—利益分成”的完整链条。
云南省纪委在通报中指出，祁麟团伙能长期活动，与个别领导干部主动“配合”密切相关。
昭通市某副市长为获得“政治骗子”所谓“省委常委提名支持”，不仅默许其子承揽高速公路工程，更将市住建局局长人选决定权交由骗子“把关”。这种权力让渡的背后，是选人用人机制在基层的失灵——当“跑官要官”成为潜规则，真假掮客自然泥沙俱下。
监督体系的缝隙同样值得警惕。在江西上饶“假巡视组”案中，4名骗子手持伪造的巡视组证件，堂而皇之地入住县委招待所开展“廉政谈话”，期间12名科级干部主动交代“违纪问题”，却无人核实巡视组身份真实性。这种制度性盲从，暴露了基层政治生态中“唯上不唯实”的积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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