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苏联和国民党似乎一直针锋相对，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早期，苏联对国民党其实多有支持，直到蒋介石掌权后，明显偏向美国，苏联才逐渐默许中共反蒋。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二战的序幕。此后，日本在东北的势力不断扩张，野心愈发膨胀，推行“北进”计划，严重威胁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
苏联视远东为战略缓冲地带，1904 - 1905年日俄曾为争夺中国东北大打出手，俄国战败，这段经历让苏联心有余悸。
再加上苏联刚成立不久，与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不同，防范意识更强。
到了1935年，国际形势愈发严峻，日本在东面虎视眈眈，德国在西面疯狂扩军备战。苏联为避免陷入日德夹击，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急需在远东找到牵制日本的力量。
当时，共产党经历五次反围剿后，虽然成功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但在军事和经济上与国民党差距较大。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是中国的主要政治力量，尽管中共抗日态度坚决，可军事力量弱小，还缺乏资源和国际支持，连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支援都有限，更别提其他国家了。
于是，斯大林把牵制日本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共产国际也指示中共争取让蒋介石接受抗日统一战线。
这和西安事变有什么关联呢？
苏联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实际上就是西安事变的重要催化剂。苏联为拉拢蒋介石，秘密推进《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绕过了中共，这让蒋介石有恃无恐，更加坚定了他“剿共”的决心，间接激化了国共矛盾。
咱们再关注国内，西安事变的核心人物有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
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关系匪浅，“东北易帜”使蒋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统一，中原大战中张学良站队蒋介石，助力蒋介石击溃“反蒋联盟”，巩固了中央政权。
张学良也因此走向人生巅峰，掌控的地盘比他父亲张作霖时期还大。
然而，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东北迅速沦陷，张学良虽要为此负责，但蒋介石考虑到后续还要借助他的力量，便让他暂避风头，之后又归还了东北军。
1935年，蒋介石又命令张学良率东北军前往大西北围剿陕北红军。
在外人看来，他们关系铁得很，所以西安事变爆发时，举世震惊。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其实也有抗日的想法，那他为什么还同意剿共呢？
当时，张学良认为只有蒋介石能领导中国走向富强，而且他没把红军力量放在眼里，觉得红军不堪一击，所以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但在与红军交战过程中，东北军损失惨重，尤其是被徐海东率领的红军打得节节败退，张学良十分恼火。
1935 - 1936年间，蒋介石采取“边打边谈”的策略，表面上派邓文仪与潘汉年谈判，私下却继续进攻，结果东北军被打得狼狈不堪，厌战情绪高涨。
邓文仪
1936年，日军进逼华北，可由于苏联的态度，蒋介石依旧坚持“剿共优先”。
面对东北军的惨重损失，蒋介石不仅不补充兵力，还裁撤番号、扣发军饷，这让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更加不满。
张学良陷入两难境地，要么坐以待毙，等着被蒋介石削弱势力，失去地盘；要么寻求自救。
此时，中共向他伸出橄榄枝，张学良与李克农会谈后，双方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之后张学良还秘密向红军提供物资。
1936年4月，张学良与周总理的谈判也很顺利。张学良急于和中共合作，是希望借助中共获得苏联的支持，因为他深知只有苏联能影响蒋介石。
但此前的中东路事件，让苏联对张学良印象不佳，他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也被斯大林拒绝，毕竟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要听从共产国际的安排，这条路也就此断绝。
1936年10月初，《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基本成型，尚未签订。斯大林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向陈立夫表示，一旦国民党抗日，苏联就不再支持红军。
这无疑是出卖了中共。在苏联历史上，类似的事不止一次，二战期间，苏联与美英达成协议，将希腊的影响力让给英国，换取在东欧的利益，导致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抵抗力量在战后遭受打压。
蒋介石见状，更是想趁苏联支持自己，先围剿中共。
如此一来，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处境愈发艰难。面对蒋介石的顽固不化，张学良为保存实力，只能铤而走险，发动“兵谏”，这便是西安事变。
当时，西安事变并非个例，两广事变，以及韩复榘、宋哲元等地方军阀与张学良的密谋，都表明“反蒋”情绪在各地蔓延。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曾批评中共对这些“反蒋”行动放任不管，最终在苏联的干预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可以说，苏联既是西安事变爆发的催化剂，也是促使其和平解决的重要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