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余华受邀首尔国际作家节，作为重磅嘉宾出席开幕式。众所周知，在韩国，余华是最受欢迎的中国当代作家，尤其《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两部作品更在韩国读者中掀起了“余华热”。
得知余华应邀开幕式对谈，韩国主办方更是夙兴夜寐地筛选可与之匹敌的本国作家。要知道，这个人及其作品将代表整个韩国的当代文学，不仅要在韩国文坛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要在韩国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中有强大的影响力。
到底谁能与韩国读者最喜欢的余华平起平坐？
谜底揭晓时，中国读者一头雾水，但韩国人立马心领神会。
这个人就是，郑智我。
2023年韩国首尔国际作家节开幕式
这位年近六十的女作家，曾因“赤色背景”被韩国封杀5年，却在2022年凭借一本长篇小说，成为韩国现象级的当红作家。这部在韩国卖爆的作品就是《父亲的解放日志》。
2023年韩国首尔国际作家节开幕式
01
全韩封杀5年，作品成禁书，57岁翻红
“我很苦恼。选择了父亲，我就是叛贼；
选择了国家，我就是不孝女。”
郑智我，1965年出生于全罗南道求礼郡，韩国中央大学文艺创作系博士。她的父母都曾是朝鲜劳动党游击队员，父亲曾任全南组织部部长，母亲曾是南部军政治指导员。她的名字“智我”，取自父母战斗过的智异山与白鹅山（韩语“鹅”与“我”同音）。小学二年级时，父亲因“赤色”身份入狱，直到她初三才获释。小学四年级时，郑智我得知了父亲的特殊身份，在学校的“民间防卫训练”上，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的是“反对我父亲那种人”的训练。那一刻，她感到“整个世界都在急忙从身边逃开”。
我常苦恼该怎么做，如果选择了父亲，我就是一个叛贼；选择了国家，我就是一个不孝女。
而正是这种“我与世界分离”的瞬间体验指引她走向了文学。她说，“文学”是她可以避难的唯一角落。
郑智我和她的猫
1990年，25岁的郑智我以父母经历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游击队的女儿》，踏入韩国文坛。但书刚上市便遭禁售，15年后才得以再版，她本人也因涉嫌违反韩国国家安保法被逮捕，被全韩封杀长达5年。
此后32年，郑智我始终是韩国文坛的“边缘人”。她笔耕不辍，却鲜少被主流认可。直到2022年，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父亲的解放日志》横空出世，首周销量破5万册，两个月登顶韩国阿拉丁、教保文库、YES24三大图书电商网站榜首，一年狂销30万册。韩国《中央日报》《东亚日报》《朝鲜日报》三大主流报业连续23周力荐，成为韩国现象级国民小说。57岁的郑智我也凭此成为韩国当红作家。
我想写出像米饭一样能让人借以活下去的小说。
这是郑智我的创作信条，也是她半生的写照。
与《游击队的女儿》相比，《父亲的解放日志》已经收敛了年轻气盛的尖锐与怨怼，而以更加沉稳、内省、细腻的笔触去书写、去抚平历史、代际、身份挣扎下个人与时代的伤口，去理解、拥抱命运，重新审视作为人、一个鲜活生命所具有的珍贵价值。
32年过去，我所做的事无非就是直面自己的局限和伤口。最后我发现，无论谁都有伤口，无论是谁都觉得自己的伤口最疼。带着像命运一样留在我们身上的处处伤口，无论如何也要继续活着，这就是人生。
时间不会白白流逝，我们在一年年变老，也在其中醒悟——每个人都会痛苦，都会孤独。每个人都渴望被认可、被理解、被爱。这就是人。时光荏苒中，我领悟到这个人尽皆知的简单道理，这个小小醒悟的结果就是《父亲的解放日志》。
有人说，郑智我的这本书“背叛了整个韩国”；而更多人却在读完后泪流满面：原来我们从未在时代与命运中真正看见自己。在当下韩国，郑智我的文字正像热腾腾的米饭一样，慰藉了千千万万人。
02
韩国赤色分子×一生“徒劳”的倒霉蛋
“直到死后，他才走上韩国人正常的人生流程。”
父亲死了。
一头撞在电线杆上死的。
严肃古板地活了一辈子，最后竟然撞在电线杆上，结束了他一本正经的人生。
10万字，只写父亲3天的葬礼。小说开篇即定调：这不是一场控诉，而是一场追悼。
女儿高娥依在父亲高尚旭的葬礼上，迎来一群“怪人”：有名望的官员、出狱的犯人、叛逆的不良少女、断了来往的亲戚……上到七八十岁，下到十几岁，鱼龙混杂，他们挤满灵堂，滔滔不绝地分享着与她父亲的故事。从他们口中，娥依发现，这个生前被称为“赤色分子”、脾气差、老顽固的父亲，正在无数人的记忆碎片里，以全新的面貌活过来。
高尚旭是韩国前游击队员，一名虔诚的社会主义者。1948年潜入智异山，1952年为了重建党组织，伪装自首；1974年左右他再次入狱，那时娥依才上小学四年级，服刑六年后，高尚旭回到家乡求礼郡生活。在娥依的印象中，幼年被父亲扛在肩上哈哈大笑、被抱在怀里安然入睡的温馨记忆，早被这反复的牢狱之灾给消磨殆尽。等到父亲再次出狱，她已经长成了一个胸部隆起、需要穿胸罩、开始经历例假的女中学生。眼前的父亲就像是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男人。
父亲一把抱住了我。我的身体却僵硬得好像一个稻草人，心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好热啊、好饿啊、好渴啊，以此来缓解尴尬的心情。父亲应该也感觉到了，我们之间变得格外疏远了。
从青春期重新认识父亲，难免带上一些叛逆的委屈。
她看不惯父亲身上“社会主义”的习性——总是屁股痒痒地坐不住，走街串巷地帮完这家忙那家；出狱成了没耐性的新手农民，一板一眼地照搬书里教程“纸上种田”，次次失败，害得母亲一个人照管偌大的农田；把母亲辛苦晒的美味柿饼都分给邻居，自己的女儿眼巴巴等着，却一口也没吃上；在家只聊国家大事，从不和女儿谈心，家里的话题只有大事和国家大事……
她烦透了父亲的“麻烦”——被警察盯梢了一辈子，动不动就被抓进监狱；与立场不同的发小相爱相杀；把陌生人带回家里过夜，结果本就不富裕的家差点儿被偷空；被父亲牵连受罪的小叔，隔三差五就上门辱骂，而父亲就会呆呆坐在檐廊上喝酒……
她把人生所有不如意都归咎于父亲——从小在学校被区别对待，被未婚夫悔婚，与表哥决裂，不懂穿衣打扮、与同龄女孩格格不入……因为父亲的赤色身份，娥依的成长饱受欺负和非议。
直到死后，他才走上一个正常韩国人正常的人生流程。
如今，不再有监视、欺凌和歧视，父亲以一个不被认同的身份死去，死亡让他终于融入了韩国的大社会，被允许拥有一场普通韩国人的葬礼。在此之前，娥依一直无法理解父亲，也不愿意去理解一个被公认的“背叛者”。
然而就是一个在女儿眼中彻底的“失败者”，在这些吊唁的人口中，却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他们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将那个被时代碾碎理想却始终温暖助人的社会主义者父亲重新拼凑起来。
吊唁者中有人爱父亲，有人恨过他，他们之间也有彼此意见相左、水火不容的，但大家都因为父亲聚在这个小小的吊唁厅里，互不干涉地用自己的方式悼念。他们都与父亲相知相交，彼此之间也有过不可逾越的围墙。但在葬礼上，一种微妙的和平涌动，一种或许只有在死亡面前才能实现的和平。
也许，父亲一直为之奋斗的，就是葬礼上的这个画面。死亡不是终点，当他活在所有人的记忆里时，才得到真正的解放。
03
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活着才是一场盛大的抗争
小说中的父亲，至死都坚信社会主义和唯物论，他“一本正经”的处事风格一度成为女儿戏谑的对象，书中这样描写父亲的意外死亡：
一头撞在电线杆上，连人生的最后一幕都像极了他的风格，充满幽默。当然，恐怕一头撞上去的那一刻，他也不敢相信眼前戳着这样一个拦路虎。父亲坚信是老百姓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人类的历史，而自己就是怀着这样的心境，认真地迈出了那一步。只是那里刚好戳着一根电线杆罢了，不经意地，偏偏就立在那里。真是绝了。
父亲生前，连裤腿上沾的泥土，都视之为“人类的起源”；他坚信是普通人的脚步丈量出历史，最终却荒诞地撞向一根突兀的电线杆。
这充满黑色幽默的结局，恰恰撕开了生命的真相：在死亡绝对的公平之下，意识形态之争变得苍白，唯有活着时的温度真实可触。
书中，智异山脚下的求礼乡民们不懂主义，却懂“做人的道理”。当一位被历史定义的“罪人”离世时，他在求礼这个小镇建立的人情关系网，呈现出乡下人情感共同体的浓厚温情。殡仪馆的黄社长细心关照安排葬礼流程；年糕店姐姐主动请缨筹办酒席，料理祭祀食物；因父亲的“罪孽”而被牵连、受尽冷落和苦难的亲戚，也簇拥着忙前忙后，为父亲的死亡感怀流泪。
在死亡面前，所有标签与恩怨忽然失去了重量——人们只是围聚在一起，替一个生命完成最后的体面；而活着才是一场盛大的抗争，不是为了戏剧化的英雄叙事，而在于有限时间里对虚无的持续抵抗。
当殡仪馆的火化炉亮起时，所有人都会成为平等的灰烬。但也正是在这终极的平等面前，生前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对视，甚至每一次争吵，才显露出惊人的重量。
父亲撞向电线杆的那一步，人们围拢在葬礼上的每一个瞬间，都在诉说着同样的真理：生命的尊严从不写在结局之中，而在于活着时自己认真踏出的每一步。
人生终究会撞上那根“电线杆”，但走过的那段路，值得郑重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