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名言叫：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本。这句话没有什么晦涩难懂的大道理，直白的讲出了小到一个百姓，大到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粮食安全。如果饭都吃不饱，再谈其他的发展问题，都是空谈。
新中国成立后，粮食生产出现过短暂的快速增长期，一度改善了人们的吃粮难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否认的是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政策限制了农村的发展，也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旦遇上天灾，吃饭问题又会凸显出来，一如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不知凡几。
在特殊时期结束之后，国家面临新的局面，其中农村农业问题也是首当其冲。而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万里担任了安徽省委书记，他公开支持小岗村村民包产到户的决定，为农业趟出了一条新路。
万里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他的老家是山东省东平县，当时国家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加上日本人的入侵，百姓生活艰难。
为了抗日救亡，年轻的万里早早就参加了革命，推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在解放战争时期，他领导后方生产，全力支援刘邓大军。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城建部部长和北京市副市长等职务，在任期间修建了人民大会堂等北京重要建筑。
特殊时期他接受了审查，直到1973年才恢复工作，两年后升为铁道部部长。在他的大力整顿下，铁路部门的混乱局面得到彻底解决。
正是因为这些成绩，邓小平十分认可他的能力，决定安排他去安徽省当省委书记。
1977年6月，61岁的万里来到了合肥火车站，但他的心情其实并不放松，因为当时全国都在喊口号“农业学大寨”，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走“大寨路线”。另外安徽虽然有不少适合耕种的土地，但却是当时全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
如何解决这些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成了万里心头的难题。万里在上任的第一天就第一时间调研了安徽的农业生产状况，结果显示全省28万生产队，有三分之一达不到温饱水平，至于普通百姓，情况更不乐观。
于是万里有针对性的专门去了偏远的革命老区金寨县，看到当地人普遍吃不饱饭的情况后，他把自己的大衣送给一个被冻得瑟瑟发抖的女孩，把随身带的干粮都给了农民，感慨的说：“这可是革命老区啊！我们欠的债，该还了！”
考察结束后，万里一直在思考该怎么解决问题。1978年3月，中央要求各省干部去山西昔阳县学习“农业学大寨”精神，但万里考虑再三，最终没有去，因为他十分清楚，安徽的情况和山西的情况不同，学了也没办法应用。
当时万里已经开始考虑，是否可以让农民自己放手去干，而不是事事都要申请打报告。
1978年11月24日深夜，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发生了一件大事，18户村民在村民严立华家中见面，他们在村民严宏昌的提议下决定分田单干，自己决定怎么种种什么。
为了避免有人告密，18户村民都在一张字据上按了红手印，之所以气氛如此紧张，是因为他们的决定违反了五六十年代国家制定的政策，往轻了说是无组织无纪律，往重了说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死罪。
但是他们之所以依然决定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实在是吃不上饭了，没办法再忍受吃了上顿，还不知道下一顿在哪的生活了。
其实小岗村并不是个例，当时安徽很多地方都已经有类似的情况了，只是没有传开。所以当小岗村的情况被报到安徽省委大院后，很多干部坚决反对，痛斥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犯罪行为。
省委书记万里思考实地调研后，决定支持小岗村村民，他在会上明确表示：“老百姓都要饿死了，还谈什么主义？如果滑向资本主义，我来拉回来！但如果能多打粮食，就是好猫！”
几天后，万里亲自来到凤阳县调研，了解小岗村的情况，面对村干部的顾虑，万里明确表示支持村民们包产到户，并要求村干部不要去阻拦。
半年之后，1979年夏天，小岗村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从去年的3万斤增加到12万斤。交完公粮后，农民还有很多余粮，带头包产到户的村民严宏昌捧着满满的粮袋，泪流满面的对村干部说：“这辈子没想过还能吃饱饭！”这件事传到全国后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夸奖者有之，批判者也不在少数。
1979年3月，《人民日报》发文痛批“包产到户”，称此举会“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给生产造成危害，必须坚决纠正错误”。考虑到《人民日报》的影响力，万里担心包产到户夭折，当天就写了文章，向中央递交上万字的报告，用数据证明“增产才是硬道理！”并且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把小岗村的经验写入了省委文件，允许“边远山区单门独户搞包产到户”。
这件事传开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讨论，一直在关注这件事的邓小平经过长期观察和思考后，决定亮明态度， 1980年，邓小平明确表示：“农村政策放宽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怕，这不可怕。”
随后中央“75号文件”明确表示支持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实施包产到户，该决定一出，很多农民种粮的热情空前高涨，农业领域明显增收，吃饭问题得到显著改善。
直到现在，很多人还在怀念当年万里的决定，如果不是他顶住巨大压力，这件事恐怕很难推动的这么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