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李长需
3月24日，知名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通过社交媒体曝光一起触目惊心的非法代孕案件：一名2007年5月出生的17岁彝族未成年少女，为1974年出生的50岁江西籍男子代孕诞下双胞胎。据医学记录推算，该少女在2023年接受胚胎植入手术时年仅16周岁，此举涉嫌严重违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相关规定。
代孕者代孕时居然只有16周岁，这令人格外震惊。而且，涉事的代孕机构，已经形成严密的运作链条：通过“广州爱婴宝医疗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外招揽客户，以学历明码标价卵源，本科、研究生学历供卵者分别定价10万元、15万元；代孕佣金依据胎儿数量浮动，单胎18~20万元，双胎最高可达24万元。更令人震惊的是，业务员透露部分代孕母亲未满18周岁，彝族女性因经济贫困逐渐成为主要目标群体。
经济贫困，本来就让人心疼，但因贫困而被人当做代孕工具，更令人心疼。从关注女性本身而言，代孕对女性身心健康的伤害显而易见。代孕过程中使用的辅助生殖技术，可能会使母体出现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感染、产时大出血、子宫复位不佳等风险；而对未成年女性而言，因其生殖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强制植入胚胎可能导致子宫破裂、终身不孕等严重后遗症。涉事代孕机构的可恶之处，就是利用了这些未成年女性的人生短板，毫无底线地去牟利挣钱。
在法律层面，不管双方是不是自愿，代孕都是被严厉禁止的。早在2001年，原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就明确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严禁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等。
但在现实中，如上述代孕机构所形成的畸形代孕黑色产业链，不断被曝出；代孕乱象，也屡禁不止。究其原因，违法成本过低是最主要的原因。
根据目前的相关法律，只能对正规的医生和医疗机构进行管理，对于代孕中介、买方、卖方以及黑产产业链上的其他人员等，则缺少相应的强制措施。比如，中介人员只有收钱不办事的情况下，才会涉嫌诈骗等刑事犯罪而受到处罚；而参与医生如果在没有合法资质的情况下，进行取卵、移植等手术，才可能构成非法行医罪；而参与代孕的购买方，只有“退单”、拒收代孕孩童行为之时，才可能按遗弃罪接受刑罚，如果履行了合同，很容易逃脱法律制裁……这不难看出，不填补现有法律的空白，就很难对代孕产业链上的相关人员，形成有效的制裁和震慑，也很难从源头断掉滋生代孕的动力。
除了完善相关法律、抬高违法成本之外，有效监管的缺位也是代孕乱象出现的重要原因。目前不少部门对于代孕都是分开执法的，比如说一些辅助生殖技术公司在注册时的经营范围是合法的，但背地里却从事代孕业务，遇到这样的问题，就需要市场监管部门及时涉事单位进行监管；而对于一些医疗机构，暗地里发放违法广告，则需要网络监管部门进行排查，这很难达到合力监管、有效监管的局面。
应该认识到，代孕黑色产业链的形成，涉及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多个方面，内部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交织缠绕，必须系统联动、同向发力。因此要加强对医疗行业的全链条监管，建立健全注入和退出机制，同时要严格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审批和校验管理，对违规开展代孕的医疗机构要加大处罚力度；同时，也要加大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才是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