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香港长和集团宣布以228亿美元向美国贝莱德财团出售全球43个港口资产的消息，在国际舆论场掀起波澜。这场被形容为“世纪交易”的商业行为，因涉及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战略要地巴尔博亚和克里斯托瓦尔港口，被赋予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面对外界关于“损害国家利益”的质疑，香港建制派内部出现观点分歧，既有人呼吁警惕交易背后的战略风险，也有声音强调市场自主原则，反对过度政治化解读。
长和集团此次出售的港口资产覆盖23个国家，其中巴拿马运河港口尤为敏感。作为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黄金水道”，巴拿马运河承载着全球6%的海运贸易，中国商船货运量占比高达21%。美国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便将运河视为遏制中国的重要筹码，多次施压要求削弱中资影响力。此次贝莱德财团收购行动被曝获得白宫支持，其CEO芬克与特朗普私交密切，交易完成后，美国资本将间接掌控运河39%的集装箱吞吐量，进一步强化对全球航运咽喉的控制力。
中国官方对此反应强烈。国务院港澳办三天内两次转载《大公报》评论，质问企业“在大是大非面前如何取舍”，强调“伟大的企业家必须是爱国者”。梁振英在社交媒体撰文指出，“商人无祖国”的论调在中美博弈背景下尤为危险，呼吁企业认清“没有祖国的商人就跟没有父母的孩子被人欺凌”这一现实。香港建制派内部对事件的态度呈现明显分化。部分人士强调交易的商业属性，认为政府不应过度干预。
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表示，事件不涉及法律问题，相信港府不会介入。这种立场反映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对市场自由原则的坚守。另一方则担忧交易可能冲击“一国两制”的国际形象。立法会议员严刚指出，港口分布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易将削弱中国在相关地区的影响力。有外资机构私下表示，若港府因政治压力干预交易，可能损害香港作为国际商业枢纽的可信度。香港特区政府的回应始终聚焦于法律框架。
行政长官李家超明确表示，任何交易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反对外部胁迫手段。这一表态既回应了外界对《香港国安法》适用性的猜测，也表明港府在处理此类跨境交易时的谨慎态度。法律界人士分析，由于交易均位于海外，香港国安法的直接管辖权有限，但港府可依据《公司条例》等法规审查交易合规性。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事件暴露出香港在国家安全审查机制上的短板。目前香港尚未建立类似欧美国家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企业重大交易的国家安全影响主要依赖自律。长和交易争议本质上是“一国两制”实践中的新挑战。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既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又需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地位。此次事件中，企业的逐利行为与国家战略需求产生冲突，如何在法治框架下实现两者的动态平衡，成为摆在特区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警告，若香港丧失商业中立性，可能加速资本外流。东盟国家则呼吁保持克制，避免台海局势外溢影响地区稳定。这种外部压力进一步凸显了香港地区在中美博弈中的特殊角色——既是连接内地与世界的桥梁，也是大国竞争的前沿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