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1919－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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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五四的几种看法
五四运动的影响虽然在中国的社会文化里继续发生作用；但是，五四运动的运动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了。在将近五十年后的现在中国人，怎样看五四运动呢？
如果地球表面的人类过去的活动及其记载就是“历史的事实”，那么对这“历史的事实”的说明和评价常随着不同的人们事先就有了的认知层面、价值判断，以及和价值判断黏合在一起的情绪反应，等等之不同而不同。吾不见！同是一个举动，某甲把它叫做“起义”，某乙可能把它叫做“叛乱”吗？对于同一举动之所以有天南地北的这两种不相容的评断，显然是背后所预设的法统建构不同所致。但是，除了作这样的预设以外，我们实在找不出任何决定性的理由（reason of decision）来肯断甲的预设是至当不移的真理，乙的预设是邪说。
五四运动的运动行为虽然过去了，但是既然它所发生的影响犹在，于是一提起它来许多人难免戴起自己习而不察的有色眼镜来看它，或者是作不同的情绪反应。我们现在把这将近五十年来许多人对于五四运动的看法之主要的几种展列出来：
第一 保守主义的看法
我在这里把保守主义当作一个大类名。这个大类名包含传统主义。在传统主义里面，包含新传统主义。保守主义者的共同观念是“唯古是尚”“非圣无法”，凡属政教礼法我都优于外邦，保住了这些，就是保住了根本。在这些观念基础之上，通过宋明理学的架构，新传统主义者借重柏拉图的观念说，黑格尔的理性发展模态说来掌握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法则，以及藉康德的先天论及范畴说来撑持伦范之不可移性；有时益之以斐希特的狮子吼，来重建固有的道德性的文化宫殿，强调“正统”的绝对性。这类人士颇受德意志观念论的影响，把中国社会文明的现实玄学化了。
这类人士，于是，一看到“变”就讨厌。他们认为“变之哲学”违离原本的完美。“变的行动”只有趋于混乱纷杂。依此，他们认为五四运动的观念和言论越离正统，肤浅浮薄，违背纲常；五四运动的行动幼稚激越，导致中国于大乱。
乍看起来，这类言论“义正词严”，颇有一番道理，大有仗正统而斥异端的气概。可惜得很，气概不等于真理。稍一思索，我们只好说这类人士“虚构楼阁，不明事理”。这些人士除了自己坚持而又爱好的几许观念以外，就是从这里出发来作思想的游戏以自慰。因此，彼等的认知作用绝大部分被自己虚构的形上体系雾罩，对于大多数人生活在其中的经验世界之认知成半盲状态。彼等只肯定自己虚构之“常”，而不知世界之变。他们对于近一百二三十年来中国传统的人理建构因不能适应一个变动的世界而渐告解体缺乏经验的了解，对于中国动乱的因果缺乏就事论事的说明。这样的人，怎会对五四运动有个客观的认知？
第二 激进主义的看法
我在这里所说的“激进主义”，包含自由主义者，和受西方影响而又倾向于效法西方者。这类人士视五四运动为中国除旧更新的真正起点。五四运动所标揭的口号“科学”及“民主”使他们对新中国的憧憬达到高峰。群众式的爱国运动使他们因兴奋而感到自我的重要。白话文运动使他们的个体空前的扩大和影响力空前的增加。新文化和思想的接触使他们走进知识和观念的新天地，甚至触发个人性格的转变。就这些层面来说，五四运动为知识分子开辟了新境界。五四运动并且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大熔炉。曾经在这个大熔炉里融化过的人，为五四的成就而感到骄傲，但也因五四的夭折而失望。当然，失望还是希望的反转。
2
不平衡的汇聚
像五四运动这样思想性的、知识性的、文化性的、政治性的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自发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不用说，它的激动力不是过去书生们“公车上书”所能比拟的。它所触及的许多问题之基本性，在中国自秦汉以降简直是破题儿第一遭。在中国的过去，统治的建构是汉代以降一直以儒宗作人理的正统。对于这个正统，并非完全没有知识分子怀疑或挑战。
但是，这类怀疑或挑战，大率采取两种形式：第一类是个人的思想家，例如王充、李觏、李卓吾、颜习齐、戴东原等特出的人物。第二类是有不同的大观念系统作靠山且又有特殊行为模式或生活态度，以及传承可守的一片一片的人。他们就是佛老之徒。这些人对正统儒门有时持消极的不合作的态度，有时持弥漫式的消融，终于作成某种程度的调协而取得偏侧的地位，因此维持思想系统的准独立状态。
然而，五四运动的主峰则是从根本上“疑古”，直截了当的摇撼“孔家店”。同时，新青年们像是换了一双眼睛和一副头脑，对于传袭的社会制度、家庭组织、内政外交，以至于代代沿用的文章体例，发生全面的怀疑。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只在政治形式上改变了中国。内容的改变实在是少之又少。五四运动，无论令人愉快或不愉快，真是中国从观念到制度的全体变革的开端。于是，我们现在要问：这样的一个运动是怎样形成的？
最显著的原因是胡适、陈独秀，这些人物有新的思想，并且办刊物著文鼓吹，掀动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附和信从，蔚然成为风气，鼓荡而成为潮流。但是，最显著的原因常常不一定是唯一的原因。而且，在人事世界，单一的原因常常不足形成一个大规模并且影响广大和深远的运动。假定在目前的中国，起梁启超、胡适、陈独秀于地下，像半个世纪以前一样的能够自由办刊物来鼓吹相同的观念和宗旨；他们要能够发生和当年相同的影响，那才是不可思议的事。
我们要了解五四运动，必须从孕育它的时代与背景开始。
迪更斯在《双城记》里，一开头便说：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恶劣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笨的时代。这是有信仰的时代，这是失去信仰的时代。这是光明的时代，这是黑暗的时代。这是充满了希望的春季，也是失望的冬季。我们眼前有一切东西，在我们之前什么也没有。我们大家就要进入天堂，我们大家就要下地狱。——总而言之，这一时代就像现在。有些最好言论的著作家认为这个时代无论是好是坏，都达到最高峰。我们已经置身于其中。”
五四运动由之而孕育出来的时代与背景同迪更斯所描写的正相似。
五四运动有文艺复兴的一面。现代中国文艺复兴所处的情况和欧洲从意大利发轫的文艺复兴所处的情况很相似。兰格尔说：
“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是一个混乱和冲突的时代，无论是在政治、在宗教、在道德上，还是在个人性格上，都充满了混乱和冲突。在同一个社会，或是同一个人身上，有着中古的品质，也有近代的品质。于是，这些情形产生许多严重的矛盾以及令人吃惊的不协调之处。”
五四运动颇有相似的情形。
中国人有“自由”没有？有许多人说中国人有许多自由。另外有许多人说中国人没有自由。中国人是否“自由”，这个问题的解答，牵涉到“自由”一词的语意。如果这个问题里所谓的“自由”意指“有制度保证的自由及被正式建构化了的诸基本人权”，那么中国人自有史以来根本不曾有过自由。
但是另外两种意义之下，中国人享有不少的自由。第一，因着统治观念尚自然、重风俗习惯、有时尚无为，加之统治技术不发达而官府管不到的空隙颇多，于是小百姓的“自由”颇多。第二，权力结构松弛，甚至解体，在前一统治机构失去控制力而后一统治机构尚未形成之交，出现了统治的空隙。在这种时隙，中国人有“自由”。五四运动所在的情景恰好兼有这两种情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恰好享有这两种“自由”。
这两种空隙，对于土匪、豪强、拥兵自雄的人物是一大“解放”，正是“时势造英雄”的时候，也是“英雄造时势”之秋。对知识分子而言，也是大好的“罗马假期”。就五四运动的情景来说，在一方面是孔制的崩解对当时的新青年一般的失去观念上和行为上的规范作用；在另一方面其后二三十年把青年当工具而加以“训练”的制度连影子也没有。北方的官府只知在事急时捕人，受到压力时又释放。
“士为四民之首”的习惯地位还依然存在。非知识分子仍然不敢有系统假造知识并冒犯知识分子的尊严。就在这种双重的“自由”之下，当时的新青年能够“自由”的结合。自由的结合构成新青年自己的“亚文化”。从这一亚文化酝酿出真实的中心观念以及与之相联的行为动向。
海滨的树长期受到来自南方一面的季候风吹迫时，所有树干都倾向一边。同样，当着人的观念及思想活动，被于一个制度化了的观念及思想中时，他便只会作那样的观念及思想活动。人的观念及思想在受到许多不同的观念及思想的刺激时，才可能作新的开展。
自清末“欧风美雨”东渐以来，到了五四时代西方观念和思想之输入更随着白话文和新学制的推行而大增。这不仅打破了知识分子的单一观念和思想，而且更进一步掀起他们的观念及思想上的冲突和不平衡。为了解决这一困境，他们不能不努力求知并且思想。当时的知识分子为此所付代价是很大的。因此，他们在这方面也获得时代性的进步。
清末一九O五年废除科举制度，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地位动摇的正式开始。虽然如此，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地位并没有一下子就此丧失。这有许多原因：第一、在社会文化中尊重知识分子的惯性没有消失。广大的基层依然有赖知识分子的识见作路灯；第二、新兴的工业阶层、白领阶层、统治精干集团均尚未形成。知识分子依然是官吏的预备队。因此，知识分子的社会领导功能犹存；第三、知识分子的经济基础在动摇中，但是动摇的深度和广度尚未到根本不能保持其固有地位而必须大量寄食于工商业的地步。
这种情况相当的保住了知识分子独立声威和发言力；第四、旧式的功名人物虽然日渐凋落，但是象征着新希望的西化知识分子却取代着他们空下来的地位和声威。“教授”和“博士”跟“翰林”和“进士”同样受人尊重。这些人的预备队——大学生——也受到乡党仰望。于是他们的发言自然响亮。
3
五四运动的特征
在从传统的权威翻出来以后，五四运动所表现的特征之主要的是反偶像主义。而反偶像主义就是一种违拗作用。违拗作用不是理知作用，而是情绪作用。这样的作用，发挥在有知识的人身上，可能是讲出许许多多道理。但是，发动讲这许许多多道理的动机，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为了心理上的一种满足。这种心理上的满足的特色之一，就是有一定的方向。这一定的方向就是凡传统的权威所肯定的它一概否定。这样，可使解放者得到一种从桎梏中逃出的高度的愉快。
但是，解放者多不自觉，他们还自以为追求到真理。在这种情境之下，也许可能得到若干真理。不过，这些真理是“碰”出来的，不是“发现”出来的。所以，在这种情境之下，所得到的真理只能算是意外的收获，不是辛勤的收获。这种违拗作用及其结果，在藉反传统的权威而展开的运动里是常见的。它的本身是一种冲力，这种冲力的荡决作用大于建设作用。五四运动之思想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颇富于这种特征。
知识分子习于拿理想来对照现实。过去的中国知识分子较今日的中国知识分子尤甚。因为，跟今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他们所受挫折和幻灭少得多。何况他们正处在观念和思想的大激荡与解放的时代。何况他们正在情意高昂的巅峰！在这样的巅峰，理想主义抬头，希冀成为推动行为的主司。拿当时的现实情况，和读书人认为应有的现实情况来对照，叫人太失望了！人是希望理想成为事实的动物。袁世凯是清末民初的一个最具关键地位的人物。“历史的必然”似乎是神话。人类的历史是一组一组适然函数（contingent functions）的纪录。
如果不是袁世凯而是别的甚么人，中国从清末到现在的历史也许根本就不是这个罗聚形态（configuration）。袁世凯机智，雄才大略。他是玩现实政治权术的能手。可是，他的权力欲冲昏了他的头脑。他的知识似乎不够认识他所在的时代变动和趋向。他的政治憧憬在金銮宝殿。他是他自己的观念的俘虏。他想再建帝国，却触了当时许多人正在兴头的符征系统及语言标号。在“潮流”激荡之下，他的帝国来不及扎稳脚，自己先垮了。袁世凯垮台，他手建的北方军事系统也跟着解纽。那些拥兵自雄的人失去统御，为了地盘、金钱和名号交火。这就是“军阀混战”。
强邻的势力藉着这种情势伸张，造成“丧权辱国”的事件。内部的扰乱和外来的压力汇积起来，对于当时“忧时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上构成严重的压力。在尚未移除的传统教养上，知识分子对社会国家负有责任的观念。这种责任观念使身历这些压力的知识分子忘记了自我的现实利害，一股劲急切想解决社会国家的那些大问题。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不公正的处断只是促使这种积蕴的爆发点而已。
初等逻辑在批评一般人思想上常犯的弊端中，有一种弊端叫做“偏向的声诉”（special pleading）。五四运动时一般知识分子常犯这种毛病。这种毛病足以把思想活动压向一域，并且在有意无意之间以为那一域就是一切而不知其他。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地区，流行的所谓“时代精神”（zeitgeist）就是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常能够激动一群人，甚至使一群人狂热；但是却常将这群人的思想对锁到一边。演变到极端，就造成信仰上的不宽容，思想上的垄断，甚至人身的迫害。
五四时代的思想主要的是出于反传统，于是形成一股气流，以为凡传统的东西都不足以“匡时救国”，并且有碍于创造新社会，因此应须一律扫除。这种想法导出另一种想法，即以为要“匡时救国”及“创造新社会”必须求之于中国传统里所没有的东西。
科学与民主是中国所没有的“西来法”，因此被热烈提倡。至于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思想模态是否适于一步登天似的学习科学；中国的社会结构、基本观念、权威性格、行为模式是否宜于骤然实行西式民主，这些深进一层的问题，当时一般知识分子在意兴高潮激荡之下是考虑不到的。于是，提倡科学之最直接的结果之一是把科学看作唯物论或科学主义。推行西式民主的结果更是悲惨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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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论评
许多人说五四运动人物的思想浅薄。我认为这是几乎不用提的。如果将近五十年后今日的中国知识分子还觉得五四人物的思想深厚，那么真是太可悲了。那十足证明这将近半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和知识方面一点进步也没有。不错，五四人物的思想是浅薄的。但是，他们有锐气。这种锐气，是迎接新观念思想的动力。
毫无疑问，就迎接新观念思想来说，五四时代是一个很值得回忆的开端。在那一时代，如前所说，中国旧的统治意理（reigning ideology）失去支配观念及思想活动的力量，新的意理（ideologies）尚未取得统治的地位，中国知识界真是重逢“诸子百家，异说争鸣”的盛况。当时流行的西方学说，毫无禁忌的介绍到中国来。那些介绍粗浅，并且往往走了样，但是花样多，开人的聪明，使人知道“窗外”有些什么世界，大大提高了知识分子求知的兴趣以及思想的努力。那时的知识分子真像惊蛰的冬虫般，一下子沐浴在春暖花开的阳光里。
今日的知识分子，好像又逢肃杀的严霜，一齐又冬眠起来。
五四时代倡导的“科学”及“民主”的确是中国所需要的：只是五四人物自己多不了解科学及民主；而且，他们在兴头上不知道，就中国而言，仅仅有科学及民主是不够的：道德更有基本的重要性。现在，人类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是生活在核子时代，可是许多传统的道德家要大家遵守的却是“旧石器时代的道德”。所谓永恒不变的先验道德，在人群现实的生活作用趋近于零。不过，纵然为中国古代社会所设计的德目已不适合一个激变而又翻新的时代，这并不涵蕴不要道德。人间没有冰箱可以活下去；人间没有道德，怎样活得下去，那是不可想像的事。
一般而论，中国目前的知识分子只对自己的身家负责，而且只能对自己的身家负责。时至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即令要对自己身家以外的事负责，也将不知究竟去对哪些事负责，而且谁要他们去负责。至少在这方面，今日的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实在有面对大海，去路茫茫之感。相形之下，今日的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自我颇为萎缩，而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则甚膨胀。他们看不见身边细事，而对时代的大问题是那么关切。这里面的心灵状态是一种超越个人得失计较的心灵状态。就因有这种精神，五四人物才有力量开创一个蓬勃的时代，荡剔一部分旧污。从这一方面观察五四运动，今日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有感到向往的。
从许多角度来看，五四无疑是现代中国新发展的起头。五四人物栽下这颗树苗。可是，不等到这颗树苗成长，它就被折断了。作为一个文艺复兴运动来说，五四运动的时间太短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从十四世纪开始延展到十七世纪。所以，它结出那些丰盛的果实。五四时代之发生动力，不过十来年。如果要求在十来年之间的中国文艺复兴创造欧洲文艺复兴几个世纪造出的奇迹，那是人类办得到的事儿吗？环绕着五四运动的是各种各色的大小动乱。
紧跟着五四运动起来的，是许多不同来路的意理互争统治地位。动乱使五四运动无法成长和发展。强有力的统治意理出现，五四运动的活泼自由精神便被消灭。终于，一部分人把五四的功绩据为己有；另一部分人将五四运动当作替罪羔羊。然而，五四运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国文化必须从这一开端向前迈进，继续不断的充实和改进，才能走上正轨道。
（首发于《大学生活》1968年5月号，转载自《殷海光文集修订本4·思想探索的旅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