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川与白道》：触摸帝王之乡的文明长卷

作者/孙树恒

一

今年 3 月的一天，一个以“玉兔”的“后山之子”，加我微信说，从各个渠道关注好久了。加了微信后，我才知道，她原是武川县政协主席张立侠老师，她说要送我一本书。

在 3 月 20 日下午，她跟爱人坐公交车到我的小区门口，我们聊了一会儿，话里之间，让我真切的感受到了她是一位热爱家乡，热爱历史，宣传武川的文史专家，让我钦佩不已。

她曾在 2014 年国庆节一行四人，自费驾车 “走了 1000 多里路程，穿过 1000 多年的岁月时空 ”，到陕西富平县寻访北周文帝宇文泰的成陵。

临别给我一本武川政协主编的一本书《草原丝绸之路第一站，武川与白道》，是她们在 2018 年 8 月召开的研讨会成果。

我拿着《草原丝绸之路第一站，武川与白道》书后，如获至宝。

我逐篇阅读，我就在想，这些沉睡在史书中的名字，该让更多人听见他们的心跳。

张立侠的声音像阴山岩画般厚重，又带着草原晨露的清亮。这位“后山之子”的眼中，跃动着对故土的深情。她在书里编录的《做好武川县文物工作的思考》，写下“抢救性挖掘武川历史文化"时，或许未曾想到，这样的共识和认知会像一粒火种，点燃沉睡千年的文明记忆。

二

北魏六镇与武川镇考证：阴山褶皱里的帝国防线。

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阴山北麓划下一道防线。这年春天，数十万鲜卑骑兵自漠南草原凯旋，他们带回的不仅是柔然可汗的金印，还有对帝国边疆的深刻思考。《魏书·地形志》记载，太武帝采纳大臣崔浩建议，“于六镇之地筑城置戍，以固北疆”，由此开启了北魏六镇的百年传奇。

六镇的选址充满军事智慧。从西到东依次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绵延千余里的阴山山脉成为天然屏障。这些军镇间距约三百里，形成纵深防御体系。考古学家在武川镇遗址发现的烽火台遗迹，间距恰好符合“昼则举烽，夜则燔燧”的军事通讯标准。

直到2018年二份子乡的考古发现，才让这座消失的军镇重见天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报告显示，镇城平面呈不规则四边形，东城墙长1230米，西墙1180米，北墙1050米，南墙1140米，与《魏书》“周围九里十三步”的记载误差不足百分之一。

镇城的军事设施令人惊叹。南城门遗址出土的青铜门枢直径达35厘米，可推断城门宽约6米。城内发现的30余口水井，井壁用桦树皮包裹以防坍塌，印证了《水经注》中“武川有长川之饶”的记载。最令人震撼的是军械库遗址，出土的三棱形铁镞达1300余枚，部分箭杆上还残留着麻布箭羽。

2016年发现的武川县耗赖山乡的隋代墓葬群，为研究六镇提供了新视角。王士良夫妇墓志记载，王士良“起家武川镇队主，累迁直阁将军”，与《隋书》中“从周文帝战于沙苑，以功进位大将军”的记载互为印证。墓中出土的青铜虎符，背面阴刻“武川镇左厢”字样，揭示了当时的军事编制。

更引人注目的是镇城西南角的窖藏。2019年发掘的三个陶罐中，藏有500余枚北魏“太和五铢”铜钱，钱串朽痕显示为十进制排列。最珍贵的是一枚银制官印，印文“武川镇都大将章”，与《魏书》中“六镇各置都大将”的记载完全吻合。

公元524年的六镇兵变，成为北魏王朝的转折点。这场始于沃野镇的起义，最终导致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门阀对立彻底激化。武川镇兵宇文泰在乱局中崛起，其创建的府兵制成为隋唐军事制度的基础。2017年洛阳出土的《周书》残卷，记载了宇文泰“收合武川旧部，得甲士万余”的历史细节。

三

武川，出自帝王故里的明君们是怎么样造就的。

2014年深秋，张立侠带着团队踏上寻根之路。当他们在杂草丛生的陵园里找到那通斑驳的“北周文帝成陵”碑时，突然眼前一亮，碑文中“太祖文皇帝之陵”的字样，与《周书》记载严丝合缝。

宇文泰是从武川走出来的改革家。公元507年，武川镇的军帐中诞生了一位改变中国历史的人物——宇文泰。他的家族墓志记载着“世为北边酋长”的显赫身世，其父宇文肱曾任武川镇军主。在六镇兵变的烽烟中，宇文泰凭借武川旧部的支持，逐渐掌握西魏实权。他创建的府兵制，将鲜卑骑兵与汉族豪强融合，形成“兵农合一”的军事体系。这种制度创新，为隋唐盛世奠定了军事基础。

2016年出土的《周书》残卷，记载了宇文泰“收合武川旧部，得甲士万余”的细节。这些来自阴山脚下的精锐，在沙苑之战中击溃东魏二十万大军，确立了西魏的霸主地位。宇文泰的改革不仅重塑了军队，更通过"六条诏书"革新吏治，为后世的科举制度埋下伏笔。

隋唐皇室是武川基因的延续。隋文帝杨坚的家族与武川渊源深厚。其父杨忠曾是宇文泰麾下大将，《隋书》记载其“少习骑射，长于武川”。2018年在武川县发现的杨忠碑残片，印证了其“柱国大将军”的封号。杨坚本人出生于武川镇，他终结南北朝分裂局面，开创科举制的举措，都能在武川军事贵族的传统中找到源头。

唐太宗李世民的家族同样与武川血脉相连。其祖母独孤氏出自武川望族，独孤信的墓志记载“武川镇人，世为部落大人”。这种将门基因在李世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晋阳起兵时，核心将领多来自武川系。贞观之治的文治武功，正是武川军事传统与中原文明融合的结晶。

四方墓志是解密武川系密码。2015年武川县大青山乡出土的《独孤信墓志》，为研究武川系提供了珍贵资料。志文中“武川镇民”的记载，与史书中“独孤信，武川人也”的描述完全吻合。墓中出土的煤精组印，14面印文涵盖“大司马”“柱国大将军”等职衔，展现了这位三朝国丈的显赫地位。公元550年，西魏掌握军政大权的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中，有九位出自武川，他们分别是柱国大将军宇文泰、李虎、独孤信、赵贵、侯莫陈崇和大将军侯莫陈顺、宇文导（宇文泰之侄）、贺兰祥（宇文泰外甥）和杨忠。

更令人震撼的是2017年发现的《李贤墓志》。作为李渊的叔父，李贤的墓志详细记载了其家族“世居武川，为镇将”的历史。志文中“幼习骑射，长于兵略”的描述，与李世民“弓马娴熟”的记载形成互文。这些沉睡千年的石头，正在用独特的方式讲述着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军事传统是锻造帝王的熔炉。武川镇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尚武的社会风气。《魏书》记载“六镇之民，皆以骑射为业”，这种传统在北周隋唐时期演变为“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的门阀文化。考古发现的武川镇军械库遗址，出土的三棱箭镞和马蹬，印证了当时骑兵训练的严苛。府兵制的创立，使武川军事贵族获得了政治资本。这些将领不仅掌握兵权，更通过联姻形成利益集团。独孤信的三个女儿分别成为北周、隋、唐的皇后，这种“一门三后”的现象，正是武川系影响力的集中体现。

四

武川与白道，白道是阴山天险中的千年军事之争。

白道的险峻自古闻名。《水经注》记载：“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萦带长城，背山面泽，谓之白道城。”唐代后此道又称渔阳岭，元代称之神山，清代又称之谓得胜关。据《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载:“大青山在归绥县境内又名翁衮山”（“翁衮”，蒙古语“神”的意思）。“蜈蚣为蒙古语翁衮之音转”，故蜈蚣坝即神坝之意。

古时，白道之线路是由呼和浩特沿河床入坝口子，蜿蜒向西北行，过蜈蚣坝顶经关帝庙西下1公里而又北行，再经马家店、中店子、水泉、什尔登至武川镇。

这条穿越阴山的天然隘口，最窄处仅容两骑并行，两侧石壁高达数十米。2019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测量显示，白道南口的玄武岩上留存着深达20厘米的车辙遗迹，这些由骆驼和牛车经年碾压而成的痕迹，最早可追溯至汉代。

白道是阴山天险中的千年军事之争。白道地处大青山蜈蚣坝，以“一夫当关”的险峻地势，成为贯穿中国北方的军事咽喉。北魏天兴初年（424年），守将段进在此力抗柔然骑兵，被俘后骂敌殉国，太武帝追赠显美侯，开武川镇控扼白道之始。隋文帝五世祖杨元寿曾任武川镇司马，印证北魏对这一战略要地的经营。正光年间（524-525年），六镇起义军在此两度击溃北魏大军，崔暹单骑逃脱的记载写入《武川县志》。北齐斛律金率两万铁骑屯驻白道防柔然。在前118年春天，匈奴数万铁骑又一次从白道越过阴山，杀掠千余人而去。不幸的是他们这次遇到的是经过“文景之治”后的汉武大帝，次年春，汉朝天子一声令下，卫青、霍去病各统率5万骑兵从白道过阴山北击匈奴。此战卫青汉军捕斩首虏19000余级，霍去病部得首虏70443级。

隋唐两代更以此为北征突厥的出发地，杨爽、李靖均由此道大破敌军。清代康熙帝西征噶尔丹，雍正帝驻防汉军五千人，延续了对白道的军事控制。1938年，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在此设伏，全歼日军80余人，开启华北敌后抗日新篇章。这条蜿蜒于阴山褶皱中的千年古道，见证了从鲜卑铁骑到抗日烽火的战争史诗，成为中国北方军事史的活态标本。

五

武川在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是万里茶道的超级驿站。

武川是草原丝路的第一站。武川镇在丝绸之路上的繁荣，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从武川出发，向北可抵漠北草原，向南直通中原腹地，向西则连接着河西走廊。2018年在武川镇遗址出土的波斯银币和粟特玻璃器，印证了《北史》中“六镇通西域之路”的记载。这些来自中亚的珍贵文物，见证了当年“使者相望于道”的贸易盛况。

是文明交融的实证，武川的考古发现充满戏剧性。2017年在白道北口发现的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一套完整的胡服陶俑。这些深目高鼻的陶俑，与中原风格的镇墓兽形成鲜明对比。墓主人墓志记载其“世居武川，往来胡汉之间”，揭示了当时多元文化交融的社会风貌。

更引人注目的是2019年在武川镇西南发现的窖藏。三个陶罐中藏有500余枚北魏“太和五铢”铜钱，其中一枚波斯银币的发现尤为珍贵。这枚铸造于公元5世纪的银币，正面是萨珊王朝国王卑路斯的头像，背面则刻有拜火教祭坛图案。这种东西方货币的共存，正是草原丝绸之路文明交汇的生动写照。

白道以“石径逼仄”的险峻地势，在清代成为旅蒙商跨越阴山的黄金商道。这条商道催生了武川的繁荣。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通事行在此设点；清廷置军台，成为归化城至乌里雅苏台驿道首站。

《绥远通志稿》记载，嘉庆年间经多次勘测改道，方实现车马通行。雍正八年（1730年），晋商在蜈蚣坝顶建关帝庙，通过征收路捐维护险途。嘉庆十九年（1814年），大盛魁、复盛公等商号入驻，形成以通事行、六陈行为主的商业格局。现存道光四年（1824年）碑刻记载，此处“乃蒙古之通衢”，往来商贾“莫不赖圣德庇佑”。

光绪年间的《归绥道志》记载，武川是“茶叶北运的咽喉要道”。那些从福建武夷山出发的茶砖，经汉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在武川换载骆驼，再穿越漠北草原，最终抵达恰克图。

民国15年（1926年），吉鸿昌率军民拓修白道5公里，筑石桥并刻“化险为夷”石碑，成为商道改造的里程碑。

现存的“三堵墙”军台遗址与众多商号旧址，印证着白道作为万里茶道枢纽的历史地位。这条曾让商队“车夫守候而殭扑”的险道，最终在一代代人的开拓中，成为连接中原与草原的文明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