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陈律师实务解析
近年来，有偿陪侍类案件在娱乐行业屡禁不止，公安机关对此类行为的执法逻辑常引发争议。笔者结合多年执业经验，从法律规范、实务认定及救济路径三个维度展开分析，为行业主体及从业人员提供专业指引。
一、公安机关认定有偿陪侍的核心逻辑
公安机关对有偿陪侍的查处，主要依托《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下称《条例》）的禁止性规定，其认定逻辑呈现三大特征：
1. 行为本质的扩张性解释
《条例》将“营利性陪侍”定义为“以营利为目的的陪舞、陪唱、陪酒等行为”。实务中，公安机关通过“穿透式审查”扩大认定范围：
直接支付小费、通过消费账单拆分费用、以“赠与”形式结算等资金流动模式，均被认定为营利性交易；
场所默许“自由陪侍人员”进出、以“服务员”名义提供陪侍服务等变相行为，亦被纳入规制。
2. 违法主体的多元化追责
《条例》设定三类违法主体：娱乐场所（提供陪侍）、从业人员（从事陪侍）、场所（为陪侍提供条件）。实务中，公安机关常对场所采取“停业整顿+高额罚款”的复合处罚，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个人责任。
3. 与卖淫嫖娼的界限模糊化
尽管《条例》明确将卖淫嫖娼排除在营利性陪侍外，但实务中存在“行为性质混同”风险。例如，陪侍过程中出现肢体接触，可能被公安机关推定为色情交易，需结合交易金额、场所监控、证人证言等证据链综合抗辩。
二、挑战公安机关认定的四大反驳思路
基于现行法律框架，律师可通过以下路径质疑执法合理性：
1. 法律位阶的适用冲突
《治安管理处罚法》未将有偿陪侍列为处罚事由，而《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其罚则不能突破上位法设定新处罚种类。例如，对从业人员个人的罚款缺乏《行政处罚法》授权，可主张处罚主体不适格。
2. “营利目的”的举证瑕疵
公安机关常以“存在资金流转”直接推定营利目的，但需区分正常服务消费与陪侍交易。例如，客户自愿打赏表演者、场所收取合理服务费，可通过消费明细、合同条款等证据主张不具营利性陪侍故意。
3. 未成年人陪侍的定罪悖论
最高检指导案例将组织未成年人有偿陪侍纳入“组织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但《治安管理处罚法》本身未禁止该行为，存在“刑事处罚前置化”的合法性争议。辩护时可强调“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原则，主张行为仅违反《条例》而非治安管理规范。
4. 执法程序的实体缺陷
公安机关取证过程易出现程序瑕疵：
未对陪侍人员单独询问，直接以场所笔录定性全案；
扣押“违法所得”时未区分合法经营收入与非法所得；
未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权。此类程序违法可成为撤销处罚的关键突破口。
三、多维救济路径的实务操作指引
针对处罚决定，当事人可通过以下途径维护权益：
1. 行政复议：精准狙击执法漏洞
时效把控：收到处罚决定书60日内申请复议；
焦点锁定：重点论证《条例》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适用冲突，或指出公安机关超越《条例》规定的处罚幅度（如停业整顿超过6个月）；
证据补强：提交场所监控录像、财务报表等客观证据，反驳“营利目的”主观推定。
2. 行政诉讼：穿透审查法律依据
起诉策略：主张公安机关将《条例》禁止性规定直接作为处罚依据，违反《行政处罚法》关于“法律、行政法规方可设定处罚”的授权规则；
类案检索：引用最高法公报案例中“行政机关不得以规范性文件增设处罚”的裁判要旨，增强说服力；
程序审查：要求法院调取执法记录仪视频，核查询问过程是否存在诱供、逼供。
3. 行刑交叉案件的辩护衔接
若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如组织未成年人陪侍），需构建“双重隔离”辩护策略：
在行政阶段：固守《条例》罚则的边界，阻止案件升格为刑事案件；
在刑事阶段：主张有偿陪侍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瓦解构罪基础。
四、行业合规建议与立法展望
从源头防控风险，娱乐场所应建立三级合规机制：
1. 合同管理：与从业人员签订协议，明确禁止收取客户额外费用；
2. 财务隔离：服务费纳入公账并开具发票，避免现金交易；
3. 监控留痕：在隐私合规前提下，完整保存服务过程影像资料。
立法层面，亟需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明确有偿陪侍的法律性质，或由司法机关出台解释统一裁判尺度，破解当前“行政违法刑事化”的治理困局。
结语
有偿陪侍案件的处理，考验律师对行政法、刑法交叉领域的融贯理解。唯有紧扣“法律保留原则”“证据裁判主义”两大内核，方能在公安机关的扩张性执法中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笔者代理的某知名夜总会处罚撤销案（2024），正是通过质疑《条例》适用位阶成功翻案，此类经验将为行业合规提供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