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分庭抗礼的十个月

王明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十个月

（节选）

作者｜张家康

原载｜《党史纵横》

刊期｜2007年第9期

（本文约4500字）

衔命回国

王明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扶植上台的。会后不久，他便受共产国际召唤，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他行前成立的临时中央，指定博古为总负责人。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正是通过博古等人的推行得以贯彻，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共产国际期间，由于王明不折不扣地推行“国际路线”，很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青睐，他也因而节节攀升。1935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中共领导人得此职务者唯有王明。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再次携手合作。然而，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执行，斯大林却有着自己的一套思路。苏联希望中国的抗战能在东方战场上拖住日本，而这一切的实现，斯大林是把宝全都押在了国民党政府身上的。

但令他忧虑的是，毛泽东所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蒋介石肯定不会高兴，如若那样发展下去，后果很难预料。因此，这种局面应得到相应的控制。为此斯大林想到了王明，决定派他回国，因为王明是“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只有他才能“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行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了王明。这次谈话很有意味，刚刚从中国来的王稼祥也参加了这次会见。

斯大林首先问王稼祥：“红军有多少人？”

“在陕北有三万人。”王稼祥如实汇报。

“三百千。”王明急了，赶忙用俄文纠正。因为俄文中没有“万”，三万便说成三十千，三十万便是三百千。

斯大林并不在意，板着脸接着说：“重要的是，每个红军战士都应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

尽管王明报了花账，把红军数量报成三十万，斯大林还是担心红军仅仅是“吃粮的”。正因如此，当王稼祥汇报到中国革命的一些战略问题时，斯大林已明显地不耐烦了，他说：“现在主要的是打日本，过去这些东西现在不要谈。”

季米特洛夫更是直截了当。他说，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国民党，提出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同时，他还提醒王明：你回去以后，要谦逊，要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夫妇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乘坐苏联军用飞机，经迪化（现新疆乌鲁木齐)、兰州于29日到达延安。据同去迎接王明的一名政治局委员回忆：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的戒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什么人物。王明等回来的确实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上前，彼此握手拥抱。

毛泽东致了欢迎词，在欢迎会上，王明作为回应也讲了话，他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这些话确实有些莫名其妙，可也反映出他激动而纷乱的心境。

咄咄逼人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王明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专题报告。报告声称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但言辞咄咄逼人。

王明的报告锋芒毕露，批评中央洛川会议的方针和政策。这显然与中共中央有着明显的不同，但由于王明有“尚方宝剑”，大多与会者只能持赞同的态度。毛泽东虽然作了辩白和解释，但还是采取了忍让的态度，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

会议最后一天，在讨论组织问题时，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拿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并在排列顺序上做了手脚。他也知道此举难免引起猜疑，所以一再声明绝无“夺帅印”的意思。据张国焘回忆，会上毛泽东对此“单独行动，似感不安”。张国焘说：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和他一同回国的赵云（即康生)、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毛是原则赞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

王明还利用陈独秀等要求恢复合作的问题大做文章，表面看来是纠缠陈独秀的所谓“托派汉奸”问题，实际是将冷箭射向毛泽东。王明在会上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不仅使用了最恶毒的语言，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甚至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王明对此洋洋自得，甚至在其生命的尽头，还大言不惭地为自己“歌功颂德”：“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后，便得知毛泽东已和陈独秀代表罗汉达成协议，因此毛泽东允许托陈集团的成员全部恢复党籍（由于我已回到延安，‘恢复党籍’的计划才未实现)。这一事实证明，毛泽东当时已准备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积极帮凶——托派分子勾结起来。”

会上，王明和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说各执一词，使与会的前线指挥员难得要领，不知如何去贯彻会议精神。彭德怀就有这样的体会，他越听越糊涂，感到“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因此，这个被王明搅局的12月政治局会议，造成了极为不好的后果。

最后，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国民党谈判。显而易见，12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的认可。

分庭抗礼

不久，王明来到武汉，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由于代表团和长江局成分大致相同，决定合并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叫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1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等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做法，却使王明产生了错觉，怀疑起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核心的领导能力，以至于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以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独断专行，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

对此，已经赋闲的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都看得一清二楚，他说：我们把华中局（即长江局)叫作“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决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的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毛在公开场合虽然表示拥护党的这条新路线，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却很少露面。

此时，蒋介石也看清了王明的国际背景，他赞赏王明关于国共合作的一些提法。在与王明的接触和会谈中，他对所谈问题也是满意的，并且希望王明“在汉相助”，共商解决两党关系问题。

王明还真的成了蒋介石的传声筒，次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竟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嚣，提出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鉴于此，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后经会议讨论同意王明去武汉，但明确规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可是，王明根本没有执行这一规定，到武汉后一直待到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才不得不回到延安。连他自己也承认“不愿留在延安工作”。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讲演。这是中共指导抗战的纲领性文件。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尽快刊登，但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中共中央再次致电长江局，让分期刊登，王明仍然不予理睬。

王明这般阻拦的理由十分简单，那就是他反对毛泽东对抗战的三阶段的科学分析。直到晚年，王明仍然曲解《论持久战》，为拒发《论持久战》而津津乐道。他说：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该报编辑部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王明在武汉把长江局作为“第二政治局”，擅自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名义发表言论，对这种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做法，就是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

正本清源

1938年3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些来自中国的生动、具体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再也不是雾里看花，从而消除了许多误解和成见。同年7、8月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带回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新指示。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并筹备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不料，王明却给中央回电，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央委员去武汉或西安，要在那里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他甚至要王稼祥来武汉，向他透露共产国际讨论问题的细节和传达文件内容。中共中央断然拒绝了王明的无理要求。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天，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

在会上，王明作了《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会议后期，王明又临时要求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这两篇发言稿从总体上说，是对毛泽东的报告，表示了“我都同意”的态度。他说：“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誓如北辰而众星拱之)。”但是，他对统一战线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仍然保留自己的意见。

这些意见对全会的顺利召开，都无关大碍。不管怎么说，王明在会议的公开场合，已经表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且再也没有兴风作浪，当然也就得到理解和信任，这是中共中央对待犯错误同志的一贯态度与方针。所以毛泽东说，王明同志在全会上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全会对王明采取的是温和式的批评态度和方式。

中共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武汉失守。会议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组织调整，决定撤销长江局。中共中央对王明作了重新任命，让其留在延安，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

然而，王明是口服心不服，尤其对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更是充满抵触情绪。他在会后所作《〈论相持阶段〉与〈六中结论〉》一诗，便真实地反映出他的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晦暗心态。诗曰：“相持阶段只空吟，对日屈从是实情；抗战心消反统战，诬加马列教条名。”

暮年晚景，王明对六中全会还是难以释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交恶处于冷战，（长期在苏联养病的）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一是极力为自己涂脂抹粉，二是竭力充当苏联领导者所喜爱的“反毛”英雄，以取悦苏联最高当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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