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红军历经艰难，成功占领贵州遵义。此时，红军正深陷困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长征，一路上损兵折将，前途未卜。在这生死存亡之际，一场至关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召开。
这场会议在激烈的讨论与艰难的抉择中持续进行，每一个决定都关乎着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每当毛主席回想起遵义会议，总会感慨道：“遵义会议上，少了他是不行的，他投了最关键的一票。”
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饱含着毛主席对此人的高度认可与深深感激。那么当年起决定作用的人究竟是谁呢？
接受新思想
1906年，王稼祥出生于安徽省泾县桃花潭镇厚岸村。1913年，7岁的王稼祥踏入厚岸村小学的大门，开启了启蒙求学之路。
考试中，他屡屡拔得头筹，优异的成绩在一众学生中格外耀眼。无论是晦涩的诗词，还是复杂的算学，他都能轻松掌握。超越常人的智慧展露无遗，也因此深受老师的喜爱与同学们的钦佩。
1922年，16岁的王稼祥踏入了安徽南陵的乐育学校学习，不久后，他又辗转至安徽芜湖的圣雅阁中学继续求学。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新的思想，也开始关注国家的命运。
1925年，全国各地的爱国活动如浪潮般热烈开展。一天，王稼祥的同学急匆匆地跑到他面前，激动地说：“稼祥，现在爱国活动到处都在进行，咱们不能置身事外啊！”王稼祥听了以后，点头说：“没错，我们作为知识分子，更应该挺身而出，这对国家太重要了！”
于是，在街头巷尾，常常能看到王稼祥和同学们忙碌的身影。王稼祥站在临时搭建的演讲台上，慷慨激昂地说道：“同胞们，国家正处于危难之际，我们每个人都不能退缩，要用我们的力量，为救亡图存而奋斗！”台下群众纷纷鼓掌，爱国的热情在人们心中熊熊燃烧。
1925年冬，王稼祥背上行囊，奔赴苏联展开了长达五年的学习生涯。直至1930年2月，他才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
1930年3月，王稼祥与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即将奔赴中央苏区。到了中央苏区，王稼祥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一头扎进工作中。他凭借自己在苏联所学和回国后的经验积累，为宣传革命思想不遗余力。
1931年1月，组织又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的总编辑。
王稼祥与毛主席的思想共鸣
第一次反“围剿”的战斗胜利结束，战场上硝烟还未完全散去，欢呼声与庆祝声交织在一起。此时，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稼祥站在阵地上，望着眼前胜利的景象，心中却思绪万千。
在苏联学习时，他接触了大量先进的共产主义理论，并回国投身到革命实践中。尤其是经历了这次战斗后，他愈发深刻地察觉到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这种认知让他内心满是急切，渴望能将自己的思考与想法真正融入到实际革命工作里。
一天，王稼祥怀着忐忑又期待的心情，来到毛主席的办公处。他深吸一口气，轻轻叩响了门，在听到熟悉的“请进”后，王稼祥走进屋内。毛主席微笑着起身相迎：“稼祥同志，快坐，找我有什么事呀？”
王稼祥说道：“经过这次战斗，我对理论和实践的差异有了更深感触，想和您好好聊聊。”随后，两人就展开了一场深入的交谈，毛主席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对这个浑身透着书生气却满是真知灼见的王稼祥十分赏识。
交谈结束后，毛主席兴致颇高，写下一副对联送给王稼祥：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王稼祥一看，立即赞叹道：“好，很好！而且您的字有自己的风格，令人佩服！”此后，王稼祥在中央担任了诸多重要职位，其中与苏联方面的交流工作占据了很大比重。在频繁的沟通往来中，他对两国国情、革命发展路径的差异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1931年10月，王稼祥肩负起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重任。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和毛主席都成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他深知自己将为革命事业承担更多责任。
但是毛主席却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不断受到排挤，王稼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多次在会议上据理力争，试图为毛主席争取公正的对待，可每次都遭到打压。
是他使毛主席遵义会议上崛起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中，王稼祥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战事中，指挥调度，协调各方。那天，王稼祥正与战友们在前线商讨作战计划，敌人的空袭毫无征兆地袭来。王稼祥躲避不及，被爆炸的气浪掀翻在地，一块弹片深深嵌入他的身体。
经过紧急抢救，王稼祥脱离了生命危险，可由于伤势过重，他无法行动，只能躺在病床上养伤。日子一天天过去，养伤期间，王稼祥听闻红军10月份就要开始长征的消息，顿时忧虑起来。
他看看自己还未愈合的伤口，又看看简陋的医疗环境，无奈地叹了口气。伤口愈合得十分缓慢，稍有不慎就会感染，每一次换药都疼得他冷汗直冒。
终于，红军正式启程的那天来临了。正当王稼祥满心失落，以为自己要被留在后方时，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中央军委派人来了。来人走到王稼祥床前，恭敬地说：
“王稼祥同志，军委派我们来接您，这是给您准备的担架和马匹，还有专门的医疗人员随行，务必保障您能跟上大部队。”
王稼祥又惊又喜，眼眶瞬间湿润了，他紧紧握住来人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就这样，在众人的帮助下，王稼祥坐上担架，跟上了长征的队伍。
很久之后，王稼祥偶然得知，这一切周密的安排竟是毛主席特意交代的。这份恩情，他铭记在心，也更加坚定了追随毛主席、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
在长征的艰难行程中，红军屡遭挫折，王稼祥忧心忡忡，他意识到必须做出改变，于是率先向毛主席提出召开遵义会议的建议：“如今形势严峻，只有开会重新规划，咱们才有出路。”毛主席深表赞同。
王稼祥立刻行动，第一个找到张闻天：“洛甫，现在得让毛主席出来领导，开个会扭转局势。”张闻天当即点头：“我也正有此意，全力支持！”
之后，王稼祥又与聂荣臻促膝长谈，两人一拍即合。同时，毛主席也与周恩来、朱德等交流想法，获得支持。
1935年1月，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如期召开。博古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时，一味将失利归咎于客观因素，诸如敌人过于强大、物资匮乏等，对自身指挥与战略上的严重失误避重就轻。
他的这番说辞，让在场原本对他和李德等人还抱有一丝期待的人，彻底寒了心。与会众人面面相觑，大家开始清晰地意识到，中共最高领导核心确实到了关键时刻，急需一位能引领正确方向的领导者，力挽狂澜。
遵义会议有20多人参会，真正有决定意义的只有7人。由谁率先发声支持毛主席，大家都有些迟疑。这时，王稼祥毫不犹豫地站起身：“我认为红军的领导权应该交给毛泽东同志！”他的话打破僵局，赢得众人响应。
毛主席的支持率本来就很高，不过在票数上，他还是跟王明不相上下，所以在最后关头，王稼祥投下了至关重要的一票！
多年后，毛主席感慨：“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他投出关键一票，起了决定性作用。”
1981年，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国60周年，中央根据王稼祥在我国革命事业和长征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把他列入党成立后38名杰出领袖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