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报纸而生的“老马”

三月，春雨淅淅沥沥，仿佛在讲述着往事。病房里，爸爸虚弱的身体仰靠在椅子上，缓缓地说：“我不行了，也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财产。两袖清风，留给你们一个好口碑，大家好好生活吧。”当时，我只顾流泪，无言以答。

爸爸马达的生命定格在2011年9月6日。岁月无情地流淌，他离开我们14个年头了，而他所说的好口碑，实实在在地伴随着我，影响着我。

我也是新闻工作者。退休以后，经常参加老记协组织的活动，但凡遇到文汇报的编辑和记者，交谈中大多数人都表达过对爸爸的敬意。爸爸没有架子，大家习惯直呼“老马”；有人说他敢于担肩胛，说真话，不虚伪；有一位告诉我，他的摄影作品得了大奖，爸爸上班途中顺道载他去报社，特地当面祝贺他；还有人告诉我，在职称评定上，对于学历不够格而业务能力突出的编辑记者，爸爸力主考核时应当充分考虑他们的业务实绩；更有人告诉我，曾经与爸爸拍台子争论问题，面红耳赤，事后啥事也没有。另有人告诉我一则趣闻，有一次，报社浴室的锅炉坏了，上面贴了告示：马达坏了，浴室暂停。爸爸路过，一笑了之……

点点滴滴的往事，无不表达了大家对爸爸的思念和敬重。“文汇报”三个字，让我倍觉温暖，好像自己就是一名文汇报社的编外员工。每当遇见文汇报人，我就会想起爸爸的临终之言，“好口碑”，是众人对他的肯定，更彰显了他的人格魅力。

爸爸1925年3月23日出生于安徽安庆一个封建大家庭。我爷爷是安庆县太爷，还是阿訇，爸爸是他唯一的儿子。13岁时，爸爸只身来到上海，考进了大同中学。爸爸家里不缺钱，他本可以按部就班地读书，然后在上海找份工作、安稳生活。而他偏偏偷看了地下党的进步书籍，在一个进步大学生的影响下，于“皖南事变”后，毅然决然地从上海跑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因为他不想当亡国奴。途中，差点被鬼子发现，他们同行的几个人躲在水里，靠芦苇管子呼吸，才躲过一劫。爸爸参加革命“失踪”以后，我爷爷花了不少大洋在上海登报找他。后来，爸爸联系了家人，我爷爷又背着一口锅到部队去看他——我们家是回族。16岁的他就这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马达（右）去巴金家拜访

巴金是他青年时代的偶像。爸爸告诉过我，参加革命前受到巴金作品的影响，他也想摆脱封建大家庭的桎梏。粉碎“四人帮”之后，《文汇报》率先发表了巴金的文章《一封信》，被称为“文坛复苏的第一声春雷”。我家住在武康路，离巴老的家不远，过年的时候，爸爸常带我妹妹给巴老拜年，他们促膝而谈。可惜当时妹妹年幼，不知他们谈了什么。

爸爸病危期间告诉我们，他经常梦见打鬼子的岁月、煤油灯下写战斗报道的日子。2011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生命最后两个月的时光里，爸爸抱病挥笔，于“七一”前夕写下长达千言的诗作《难忘入党誓言》。全诗以红色老报人的情怀追忆初心，用滚烫文字再现当年面对党旗立下的铮铮誓言，字里行间涌动着对理想信念的忠贞守望，为党的九十岁生日献上了一份浸润着生命热度的特殊贺礼。我不曾记得爸爸会写诗，这分明是一种忠贞和信仰，他竭尽生命最后的力量，同他挚爱的事业、奋斗生涯和激情人生作别。

诗中写道：“跋涉过‘文革’的泥泞/我们文汇报的一班人紧扣时代脉搏/牢记肩负使命/群众对报纸的喜爱/是对我们最好的褒奖。”临终，他还念念不忘文汇报……

文汇报著名记者郑重曾经说过，马达这个人是为报纸而生的。爸爸17岁开始在新四军根据地当战地记者，他一生在革命的大熔炉里办过9张报纸，从战地记者到总编辑整整50个春秋，而《文汇报》则是他一生倾注心血最多的报纸，也是他实践政治抱负和贯彻办报理念的地方。

那个年代，《文汇报》的最高发行量达到173万份，一张主报，衍生出几种报刊。当时，报社就是这班人马，也没有增加人手，采编人员的积极性是那样高涨。凭什么办出这么多受群众欢迎的报刊呢？郑重老师告诉我，这里有“高速马达”的功劳。

爸爸在办报生涯中，也曾栽过跟头。1957年反右，他被打成“漏网右派”；“文革”中，他又被打成“走资派”。虽经历坎坷，但他终于在文汇报迸发出全部的智慧和勇气。他勇猛精进，不屈不挠，谱写了自己新闻生涯的华丽篇章。他曾对记者说过：“我一生坎坷，没有荣华富贵，但是有个脑子。”这个脑子，就是爸爸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带领文汇一班人从一座座山梁迈向更高峰。

他心里只装着文汇报这个大家，就要委屈我们的小家了。每年除夕，我们家下午5点就吃年夜饭，因为爸爸要赶去报社，让夜班编辑回家吃团圆饭。对于爸爸的工作情况，我了解得少之又少，只能从侧面观望。我看到的是上世纪80年代文汇报的食堂办得火热，菜谱还荣登《新闻战线》杂志，爸爸说吃饱饭好干活啊！亲自抓食堂，他有“成就感”。80年代兴起跳舞之风，报社在十六铺码头租了场地，周末让大家去放松。有一次，爸爸带我去了，第一个跳了他所谓的“狐步”，气氛起来后，他就带我回家了。路上他对我说：“有张有弛，才是好的工作方式。”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陈可雄，1984年跟随科学考察船到南极采访了几个月，过年的时候，爸爸就登门去看望陈可雄的家属，慰问他家人。体育记者宋丽珍采访当时的国家体委领导荣高棠，还曾坐上过首长专机。爸爸高兴地对我说，你看我们报社的记者本事大吧？在他的眼里，看到的是文汇报的影响力。文艺记者周玉明采访赴京演出的《于无声处》剧组，打长途电话发稿子，2000字，爸爸一个字一个字记录。爸爸的所作所为，记者编辑都看在眼中，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办好文汇报，提高文汇报的知名度。爸爸退休以后，有不少机构、报刊的人，上门来请他出山，他一概谢绝。对此我颇不解，爸爸说：“我已经做过文汇报的总编了。”

他爱文汇大家庭，把记者编辑们都当成自家人，帮助大家解决不少困难。我17岁不到就到东北插队落户，在那个年代，我的同学们都纷纷调回了上海。他们都很奇怪，我有个当官的爸爸，却回不了上海。看到办得热火朝天的文汇报，同样当记者的我，怎么会不向往上海呢？可是，爸爸对我说：“我是搞宣传教育别人的，怎么可以自己不带头呢？！”

90年代初，我毛遂自荐，争取到了一个在上海工作的机会，终于回到爸爸的身边，可是他已经垂垂老矣。当时，我一个人要搞发行，要拉广告，还要发稿，工作压力很大，情绪不高。有一次，我与爸爸一起在家看电视，刘欢在唱《从头再来》，爸爸就与我一起高歌起来，我知道这是爸爸在暗暗鼓励我。

爸爸最艰难、最忙碌的年代，我人不在他身边，但与爸爸的心是相通的。记得当年我在东北插队当农民时，思想苦闷，看不到前途，爸爸当时正在奉贤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我们曾经有长达几年的两地书。爸爸不断写信鼓励我，抱定宗旨，在“社会大学”里好好锻炼，一个人只有有了知识，才会有前途。可惜因南来北往地奔波，没能保留住爸爸的书信。记得他曾告诉我，他白天劳动，晚上读马列原著，还硬着头皮啃《资本论》。当时在东北农村真的没有东西吃，我们还相互交流了南北种菜的经验，精神聚餐一下。我当时在农村身上长了虱子，吓死了，惶然写信向爸爸诉苦。爸爸告诉我，他在部队也长过，从上海带去的毛背心，爬满了虱子，无法清除，被他烧掉了。

当年，小说《伤痕》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到我的插队生活，而上海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知青，所以他的思想感情是与大众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