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刘旭强 每经编辑：刘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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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第二大省，罕见出现人口零增长。
近日，江苏省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4年末，江苏全省常住人口8526万人，与上年末持平。
在此之前，江苏人口总量的增长势头已维持多年。自2021年起，江苏人口自然增长率转负，但得益于持续人口流入，人口总量仍保持上升曲线。
目前，江苏人口规模排在全国第四，位居广东、山东及河南之后，与排在第五的四川都在8000万量级。2024年末，四川常住人口8364万人，比上年末减少4万人。不过从人口净流入看，去年四川与江苏相当，均为21.3万人。
也因此有声音称，随着人口自然增长转负，如果外来人口不能持续增长，江苏的人口第四大省之位，或将迎接来自四川的挑战。
客观来说，四川人口规模与江苏还有较大差距，近年还呈扩大之势。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全国人口角力中，江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如何持续提升人口吸引力，成为这座经济大省的必答题。
增长乏力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至2020年，江苏常住人口增长608.7万人，年平均增长超60万人，增量相当可观，位居全国前列。
不过，相比广东2171万人、浙江1014万人的十年增量，江苏就显得逊色不少。不仅如此，近年来，江苏常住人口增长总体呈逐年缩减趋势，2024年更罕见出现零增长。
一地的人口增长，包括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自然增长乏力，常被认为是江苏人口的主要压力来源。
与全国整体水平相比，江苏人口少子化、老龄化程度更深，且近年来有加剧趋势。2024年，江苏人口出生率仅为5‰，远低于全国6.77‰的平均水平。同为发达省份，2024年，广东新出生人口113万人，比上一年增加了10万人，数量居全国第一。
截至2024年末，江苏0—14岁人口占比13.02%，较上年末下降0.55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8.70%，较上年末提高0.25个百分点。
当人口自然增长转负趋势难以扭转，吸引外来人口就成为区域人口增长的重中之重。但这方面，江苏的表现也不算突出。
纵观长三角，2024年，江苏人口机械增长、也即人口净流入为21.3万人，不及浙江（45.4万人）的一半。即便是长期被视为江浙沪人口“蓄水池”的安徽，2024年顶着自然增长率为-2.24‰的压力，也实现人口净流入15.7万人，带动整体人口规模逆势实现2万人的增长。
反差背后，一个重要原因，或是两省省会南京和合肥对于安徽人口“虹吸力”的此消彼长。以至于近期，“安徽正在从江苏手中‘重夺’回自己省会”的观点也随之而来。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安徽在江苏省工作生活的人口是308万人，占江苏外来人口的29.9%，是江苏最大的人口外来地。从这个角度说，皖籍人口的回流，将显著影响江苏的外来人口增长。
对江苏而言，一个严峻现实是，如果人口自然增长下降，外来人口也不能持续高增长，其人口第四大省之位，或将面临身后四川的挑战。
“江苏、四川都是当年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省份，老龄化、少子化情况类似。”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杨成钢向城市进化论分析，江苏、四川的人口年龄结构类似，在自然人口负增长的态势下，人口变化首要驱动因素还是经济因素。
数据显示，本世纪早期，四川人口流出较多。但2010年以后，随着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四川人口呈流入态势，对周边区域吸引力进一步凸显。
对比来看，江苏相较四川的人口吸引力优势整体呈缩小趋势。2024年，四川净流入人口为21.3万人，与江苏持平。这意味着，四川保有将来人口赶超江苏的可能性。
竞争加剧
“人随产业走”，在外界看来，作为制造大省，江苏的新旧动能转换，影响着当地人口变化的轨迹。
创造了规上工业六成多营收的传统产业，是江苏产业发展的“基本盘”。而规模庞大的钢铁、石化等代表产业，能贡献产值和GDP，就业带动力却相对有限。
相较而言，能产生大量新岗位的新兴产业对吸引外来人口有突出贡献。新兴产业发展高度依赖民营经济，而这恰恰是江苏近年来的发展薄弱项。
以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为例，2021年，浙江、江苏各入围96 家、92家，差距仅为4家。但到2024年，浙江以106家的入围数量，再度拿下全国第一，江苏入围企业数量则下降到89家。
头部民企数量的差距，在就业市场也有反映。
“江苏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速度较慢，缺少像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领军龙头企业。”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指出，江苏缺乏明星企业，人才发挥作用的空间相对狭窄。加上科创资金有限，竞争激烈，创新创业机会较少，也阻碍了人才汇集。
新兴产业发展，带动长三角核心城市人口格局重新洗牌。
杭州用数字经济重构人才磁场，合肥以“风投之城”之名重塑科创版图。反映在人口上，2020—2023年间，杭州合肥分别新增55.7万人、48.31万人，南京、苏州则分别仅增长22.73万人、20.84万人。
2024年，合肥人口再度增长14.9万人，常住人口达到1000.2万人，一举成为新晋千万人口城市。相比之下，2023年常住人口还仅为954.7万人的南京，“十四五”期间“常住人口突破千万”的目标大概率已无法实现。
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邓智团认为，合肥与南京在人口增长上的不同表现，产业正是一道重要“分水岭”。
相比合肥近年在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量子产业及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上屡屡“下注”，南京虽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也有较强发展势头，但本地龙头企业依然是南京钢铁、金陵石化、扬子石化等传统产业，留人效应不够突出。
此外，杨成钢还指出，南京、苏州等江苏城市面临高居住成本、高创业成本带来的引才门槛，“南京的生活成本相比上海低不了多少，也没有合肥那么突出的性价比”。
曾刚还谈到，江苏人才吸引力的优势有所减弱，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人才政策滞后于企业用人需求。加上江苏在人才政策突破性、创新性方面存在不足，导致人才政策效果不太理想。
投资于人
今年，“投资于人”被首度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对城市发展而言，在人口增长进入收缩周期的趋势下，谁能更大力度吸引外来人口，谁就更有望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江苏显然已经意识到持续引人、留人的重要性。这其中，积极营造外来人口友好型的省域环境，是重要方向。
去年底，《江苏省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正式出台。根据方案，未来5年，江苏将全面放宽落户限制，推动南京、苏州进一步优化落户措施，稳步实现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此外，将推行常住地公共就业服务制度等措施，助力“新市民”安居。
2025年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到，实施重点领域重点人才支持计划，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打造特色产业人才集聚区，培养造就一批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一流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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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纵观长三角乃至全国，人口向核心区域高度集聚的特征显著，合肥正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作为江苏两大核心“引擎”，南京、苏州自然被寄予厚望。
就在3月17日，苏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苏州市支持高层次青年人才创业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目标是未来三年新增1万名高层次青年创业人才。
近年来，苏州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持续发力，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一个月前，苏州还发布《支持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每年专设100个左右“人工智能专项”名额，给予100万元—500万元项目资助和100万元—200万元购房补贴，“优先支持40周岁以下的青年创新创业人才”。
不过，在曾刚看来，“江苏的问题不仅在于缺人，还在于如何人尽其用”。
一方面，江苏大专院校众多、科研院所林立，人口总体呈现较高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科创、产业两张皮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以南京为例，南京拥有江苏省最多的本科以上学历人口，并非缺乏技术积淀，但却呈现出“学术强磁场”与“产业弱转化”的悖论。
此前，在DeepSeek爆火之后，江苏省委机关报罕见连发四问，反思南京为何没有赶上AI浪潮。这是对城市发展的鞭策，也是觉醒的开始。
曾刚认为，南京等江苏核心城市，应学习合肥模式，走出产业发展的舒适圈，增加对新兴产业发展、大型科创企业的政策、资金支持，从而为人才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