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英国外交官埃尔金伯爵托马斯·布鲁斯（Thomas Bruce）将帕特农神庙的一批大理石雕塑拆解并运往英国。后来，这些雕塑被大英博物馆购入，如今已经成为该博物馆最引人注目的藏品之一，也被称为“埃尔金大理石雕塑”（Elgin Marbles）。然而，对于这些雕塑的归属权，在希腊与英国之间一直存在争议。希腊将这些雕塑视为国家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指控埃尔金伯爵的行为是盗窃，在近200年的时间里一直不遗余力地要求英国归还这批雕塑，英国则表示这些雕塑是“合法获得的”。围绕埃尔金大理石雕塑的归属问题，有关争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埃尔金伯爵获取相关雕塑的合法性、国际公约在这一争端中的适用性、争端的可能解决方案以及争端可能产生的影响。2024年底，有英国媒体发布报道称，英国政府与大英博物馆正试图与希腊达成协议，以解决这一争端，埃尔金大理石雕塑可能在2025年被归还。埃尔金大理石雕塑相关争议不仅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标志性案例，也涉及国际法、外交关系和跨文化对话方面的问题，持续吸引着全球目光。
各方争论埃尔金大理石雕塑是否被合法获取
英国艺术与法律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赫尔曼（Alexander Herman）在其著作《帕特农大理石雕塑争议——遗产、法律与政治》（The Parthenon Marbles Dispute: Heritage, Law, Politics）中写到，1801年7月6日，奥斯曼帝国的代理大维齐尔赛义德·阿卜杜拉签署了一份文件，允许埃尔金伯爵的代表进入雅典卫城。文件授予的权限包括搭建脚手架、绘制草图、制作模型、进行挖掘以及移除“带有铭文和雕像的石块”。然而，这份文件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因为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苏丹谕令”，缺少了苏丹的签名和徽章，从格式上看也不够正式。
赫尔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上述文件的原件至今未找到，仅存一份意大利语翻译版，由埃尔金伯爵的使团成员翻译并带回英国。”目前学者普遍认为，这份文件仅代表奥斯曼帝国官员的“许可意愿”，而非具有强制力的苏丹命令。这种模糊性使得文件的合法性成为争议的核心之一。
英国古典考古学家戴弗里·威廉姆斯（Dyfri Williams）曾在其论文《埃尔金勋爵的许可令》中，对授权埃尔金伯爵从雅典移走相关大理石雕塑的文件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了这份文件的性质和合法性，并分析了该文件在文物获取过程中的作用。
威廉姆斯提出，“许可令”（firman）一词常用于描述奥斯曼帝国的各种官方文件，但传统上是指由苏丹直接签发的法令。在上述案例中，这份文件可能是一份由大维齐尔签署的命令（buyuruldi），或者是一封正式公函（mektub）。这份文件具有重要的法律效力，旨在要求当地官员予以执行。这份许可令允许埃尔金伯爵的代理人在帕特农神庙及其他古代建筑周围绘制图画、制作模具并进行挖掘。然而，文件是否明确授权移除雕塑仍是争议的核心。威廉姆斯认为，这份文件措辞较为宽泛，留下了相当大的解释空间，使埃尔金伯爵的代理人和当地官员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解读。他还提到，雅典的民事总督似乎同意埃尔金伯爵及其代理人对许可令的解读，从而促成了雕塑被移除。此外，雕塑被移除是公开进行的，得到了当地官员的配合，这表明移除行动符合奥斯曼帝国当局授予的权限。
赫尔曼认为，在缺乏原始文件的情况下，人们只能依赖推测，无法确切知晓这些移除活动是否得到了许可，也无法断言它们没有得到许可。在这里，唯一可能提供帮助的是法院在解释此类文件时所使用的证据解释方法，即“概率平衡”原则，意思是不寻求绝对的确定性，而是考察在众多互相冲突的解读中，哪一种比其他解读具有更高的可能性。因此，人们必须问，根据“概率平衡”原则，现有的这封信是否确实授权埃尔金伯爵等人移除大理石雕塑。通过分析信函的措辞以及当时获得信函和解读信函的背景，并将信函与其他同时期官方文件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至少在奥斯曼帝国的法律体系里，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这封信函确实授权埃尔金伯爵等人移除相关雕塑。
希腊官员则表示，埃尔金伯爵在担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期间，未经英国政府授权擅自移走相关雕塑，英国政府对埃尔金伯爵的行为并不知情，这实际上构成了对其外交职权的滥用。根据当时的国际文化遗产处置惯例和原则，作为占领势力，奥斯曼帝国无权以这种方式处置希腊的文化财产，即使希腊当时尚未独立。而历史证据表明奥斯曼帝国在当时基本遵守了这些惯例和原则。现代国际文化遗产法明确禁止占领或殖民势力占有或转让被占领或殖民地区的文化遗产，这进一步凸显了此类行为的不合法性。与此同时，土耳其官员也否认了大英博物馆关于埃尔金伯爵获得了奥斯曼帝国当局给予的“许可证”，因而得以从雅典卫城移走相关雕塑的说法。
联合国机构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追索流失文物时可依据的国际公约主要有《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以下简称《禁止非法公约》）、《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其中，前者主要是对“二战”所带来的文化浩劫的回应，只适用于发生武装冲突时的文化财产保护，和平时期的文化财产保护则主要依赖后两者。而1970年的《禁止非法公约》是判定文物归属的主要依据，希腊和英国都是这一公约的缔约方，允许原属国对被盗文化财产提出追索，但仅限于特定类别的文化财产。按照规定，一国可以要求归还自博物馆、纪念建筑等被盗的文化财产，前提是这些财产在公约生效后被列入相关机构的藏品或财产清单。
赫尔曼表示，如何定义“被盗”是一个棘手问题，其含义通常取决于原始获取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境。将移除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塑归类为“被盗”在法律上可能面临困境。为了将这些大理石雕塑纳入某一具体定义的涵盖范围，该定义需要具备一定弹性，以包含当时可能合法但在今天被视为不道德的历史行为。然而，定义越宽泛，在法律层面上它的可操作性就越低，甚至可能延伸至未曾预料的情境。
尽管现行国际文化遗产相关法律法规在解决这一问题上仍显不足，但希腊一直积极利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促进文化财产归还原属国或在非法占有情况下予以返还的政府间委员会”这一平台推动解决埃尔金大理石雕塑归属争端。该平台旨在推动有关文化财产归还的国际对话与合作，适用于超出《禁止非法公约》适用范围的案件。尽管“促进文化财产归还原属国或在非法占有情况下予以返还的政府间委员会”没有强制执行权，但它取得了一些显著成就。虽然面临文化财产返还成效依赖自愿合作、建议不具约束力和谈判过程漫长等挑战，并常因上述问题而受到批评，但该平台仍是解决文化财产争端的重要道义和外交平台。
经过多年努力，2021年9月，该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具有标志性的决议，首次承认帕特农神庙是具有突出价值的象征性纪念物，还认可了希腊的合法正当诉求。更重要的是，承认与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塑有关的争端具有政府间性质，因此英国政府有义务参与相关协商谈判及其他事宜。
在2024年12月6日通过的关于“文化财产返还或归还原主国”的决议中，联合国大会表示，严重关切在《禁止非法公约》生效前非法移走的文物、艺术品、纪念碑、博物馆藏品、手稿和文件收藏品，这些物品是博物馆和收藏品的一部分，并吁请会员国采取适当步骤将其返还或归还原主国。决议认为，相关文化财产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原属国精神、祖先、历史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确保这些文物的可及性对于维护当代和未来世代的文化认同与延续非常重要。这项决议虽不具强制性，但表明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文物归还或返还原属国问题。
争端的可能解决方案
多年来，希腊持续呼吁将埃尔金大理石雕塑全部归还，强调它们作为希腊文化和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重要性。而英国方面则坚持认为，这些雕塑作为大英博物馆馆藏的一部分，为全人类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服务。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提出进行调解，但英国拒绝了正式仲裁的提议。目前，双方在永久归还与共享保管之间的分歧依然显著，在达成共识方面仍面临巨大挑战。
2021年上任的大英博物馆董事会主席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表示，关于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塑“有一项协议可以达成”，这一言论受到广泛关注。这是大英博物馆的高级代表首次公开表态，表示愿意与希腊官员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大英博物馆甚至开始提到“帕特农合作伙伴关系”，并有意放弃以往的防御态度。
然而，这一变化能否带来问题的解决呢？赫尔曼认为，“奥斯本和大英博物馆似乎并不打算将大理石雕塑的所有权归还给希腊”。毕竟，根据《大英博物馆法》，受托人不能轻易处置博物馆馆藏物品，大英博物馆不能私自对外返还它所收藏的文物。而奥斯本在公开言论中也明确表示，埃尔金大理石雕塑将继续作为博物馆馆藏的核心部分存在。他在2022年11月向受托人发表的年度讲话中说道，“建立这个全球性的英国博物馆是历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拆解它不应成为某一代人草率的决定”。无论谈判的结果如何，与希腊达成的协议几乎肯定需要以长期借展为基础，可能是大规模的借展，但这些大理石雕塑的所有权归属不会发生改变。
不过，赫尔曼表示，考虑到争议长期存在，大英博物馆的立场变化标志着一个重要转折点，只是尚不确定这一转变是否会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首先，希腊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借展并不能满足希腊的要求，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弥合明显的分歧。其次，达成“协议”可能会与英国政府多次重申的立场相冲突，因此大英博物馆在争取财政资金支持和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以促进这一安排时，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最后，争议已经持续如此之久，各方关系相当紧张，以至于解决方案所涉及的范围几乎肯定不能仅限于共享实体文物。
尽管如此，改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为大英博物馆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寻求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从而彻底化解相关争议。这样的解决方案不完全属于传统对立的任何一方，而是扎根于两者之间常常被忽视的广阔领域，可能会带来丰硕的成果，对希腊、英国、大英博物馆而言，都是有益的。解决这一问题将表明，当争执的各方愿意改变对话语气时，能够取得怎样的积极成果。如果他们以一种有助于修复紧张关系的方式汇聚在一起，或许能为其他领域提供可借鉴的范例。这将表明，即使是长期存在的争议，也能够以一种虽然不能完全满足每一方的要求，但至少能被各方广泛接受的方式解决。
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奥卢索加（David Olusoga）认为，这些大理石雕塑是希腊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们理应回到希腊，并陈列在希腊为迎接它们而精心建设的美丽博物馆中。他所指的博物馆是位于雅典的卫城博物馆。
英国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则形容这些大理石雕塑是“混乱离婚案中的孩子”。她说：“我希望英国能以更慷慨的方式与希腊共同分享这些大理石雕塑，这可能更符合现实。我希望帕特农大理石雕塑能够再次成为特定希腊古典文化的使者，而这种文化不仅属于希腊和英国，它们可以在雅典或伦敦之外发挥作用。”
此外，也有专家表示，要解决这一问题，最佳方案是采用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例如，通过双边协议达成一致，避免使用“所有权”等术语，而采用“转移”或“寄存”等更为中立的表述。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为避免有关大理石雕塑归还后导致大英博物馆展品出现空缺，希腊多次表示愿意以定期的临时展览和借展的形式回馈，提供具有重要艺术和历史价值的珍贵文物，这可能吸引英国及更广泛范围公众的关注。
对文物归还的态度发生转变
近年来，世界各地对于文物归还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显著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文物归还原属国的重要性。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升，而且表明国际社会在文物归还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总部位于英国的舆观调查网（YouGov）2023年7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如今有64%的英国人支持将这些来自帕特农神庙的雕塑归还给希腊。
在赫尔曼看来，局势之所以会发生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出现了影响社会的更广泛变革。“作为对过去不公的补偿，文化遗产‘归还’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核心文化问题之一。”如今，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在处理其馆藏中的有争议文物，许多博物馆已经将部分文物归还给原属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都在返还非洲国家的文物方面有所作为。英国的部分机构也紧随其后，已经将一些文物归还给非洲国家。这种变化也使博物馆界日益认识到，传统的反对归还文物的论据正在逐渐站不住脚。
此外，近年来公众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普遍转变。人们似乎对纠正过去遗留下来的一些不公正问题有了更大的紧迫感，尤其是当这些问题涉及奴隶制、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背景时。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博物馆都关闭了数月，很多人开始质疑有关文化收藏的继承性和一致性的假设。当博物馆转向完全的线上运营时，这使得对实物收藏的绝对依附看起来越来越与社会向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不符。在赫尔曼看来，总的来说，许多博物馆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归还范式”。
2022年，教皇方济各将梵蒂冈博物馆珍藏了数个世纪的3件帕特农神庙雕塑归还给希腊，称这次归还是对希腊东正教大主教的“赠予”。同年，意大利西西里大区政府通过巴勒莫市安东尼奥·萨利纳斯博物馆与雅典卫城博物馆达成协议，并经意大利政府和希腊政府批准，将描绘阿尔忒弥斯女神足部的帕台农雕塑碎片归还给希腊，采取了务实而富有象征意义的行动。
希腊政府官员表示，对来自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塑的追索激发了其他国家通过法律途径推动文物返还的努力，各国正逐步采取务实且逐案处理的方式解决相关问题。这些雕塑不仅是古代遗物，更承载着希腊文化遗产中无形的原则与价值观，是希腊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仰望雅典卫城上的帕特农神庙，人们仿佛回到了古希腊的辉煌时代，它象征着希腊的文化身份。这些雕塑的归还将使帕特农神庙的整体性修复更进一步。作为现存母体建筑的一部分，雕塑的重聚将使它们能够共同讲述完整的历史与文化故事，从而延续和保护其深远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本报驻雅典特派记者 杨雪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姚晓丹
新媒体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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