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首府从桂林到南宁的迁移，不仅是行政中心的调整，更是地理战略与时代需求的深刻反映。
从秦代到近代，桂林凭借其毗邻中原的区位优势，成为中原王朝经略岭南的枢纽。
而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殖民势力渗透与边疆危机，南宁的地理中心性与辐射能力逐渐凸显，最终成为广西的政治心脏。
这一变迁的背后，是地理条件与历史需求的动态平衡。
一、古代：桂林的地理优势与中原王朝的岭南经略
灵渠与南北通道的枢纽地位
桂林的崛起始于秦始皇开凿灵渠（公元前214年），这条人工运河连接湘江与漓江，打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使中原的军事力量与农耕文明得以沿水路深入岭南。桂林因此成为中原王朝控制广西乃至整个岭南的“第一站”。
例如，宋代狄青平定侬智高叛乱时，以桂林为军事大本营，依托灵渠保障后勤，最终收复南宁并巩固西南边疆。而南宁因地处偏远，常受土著部族与越南侵扰，难以成为稳定的政治中心。
文化传播与行政管理的便利性
古代广西的治理以“北汉南蛮”为特征，汉人集中于桂林及桂东平原，而西南山区多为土著部族。
桂林作为中原文明的“桥头堡”，既便于接收中央政令，又能辐射岭南腹地。
元明清时期，广西省会始终设于桂林，正是因其“北接中原，南通海域”的地理优势，以及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明清广西半数进士出自桂林）。
二、近现代：边疆危机与南宁的崛起
法国殖民威胁与边疆防御需求
19世纪末，法国殖民越南并觊觎中国西南，广西边境压力陡增。中法战争（1883-1885年）后，清廷痛感桂林偏居东北，难以快速应对南部边疆危机。
两广总督岑春煊提出迁省南宁，认为其“逼近中越边境，便于联络四方”，但被清政府否决。尽管如此，军事重心已逐步南移，广西提督驻地迁至南宁。
地理中心性与经济辐射能力
南宁位于广西中南部，邕江、左江、右江在此交汇，形成“东连珠三角、南达北部湾、西通云贵、北接中原”的交通网络。相较于桂林的北部边缘位置，南宁的居中区位更便于统筹全省：
向南：直面北部湾与越南，可快速调兵防御边疆；
向西：连接崇左、百色，稳定云贵高原通道；
向北：经柳州、来宾融入中原腹地；
向东：通过西江直抵珠三角，成为内陆与沿海贸易枢纽。
民族政策与经济发展的推动
南宁地处壮族聚居区（桂西、桂南），作为壮族人口占主体的城市，其首府地位更符合民族自治的需求。
此外，清末南宁开埠（1907年）后，商业迅速崛起，进出口总值跃居全省第二，取代桂林成为广西经济新中心。
而桂林因灵渠淤塞、内陆贸易萎缩，逐渐丧失经济优势。
三、历史选择：从争议到定局
民国时期，南宁与桂林的省会之争多次反复。
军阀陆荣廷（南宁武鸣人）曾强行迁省至南宁以巩固势力，而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为防御日军海路进攻，又将省会迁回桂林1016。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综合考虑国防、经济与民族因素，于1950年正式确定南宁为首府。
教员曾指出，南宁“地形适合工业化扩展，且利于守护西南边界”。
从桂林到南宁的千年变迁，本质上是地理战略与国家需求的共振。
古代桂林的“北向优势”服务于中原王朝的边疆整合，而近代南宁的“中心辐射”则回应了殖民危机与现代化需求。
这一过程揭示了一个深刻逻辑：行政中心的选择，始终是地理条件与时代使命共同书写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