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学术于周秦开始启蒙，在诸子百家开始急速发展，演变至后来的汉唐经学。随着朝代的更替，结合宗教的影响演变为宋明理学。
汉唐经学分为今文及古文两派，而理学则分为程朱和陆王两支。到了清代，清朝的学者对流传下来的中国文化做了一次全面的总结和清理。
当时风靡一时的考据论证被称为汉学，又分为多种流派。乾隆朝时，经、史、文字、考古、天文等学术分类几乎全部都成为考据之风下人们研究的方向。
历史上将清代这一考据学派称为乾嘉学派，又称“朴学”。
清代汉学
01.汉学的形成
清代汉学与清朝初年批判宋明理学有着极深的渊源，宋明理学主要阐述儒家思想所蕴含的意义，而汉学则更看重对儒家经典的分析和考据。
清代学者更注重以朴实考据的理论来替代不贴合实际的理学，这一改变标志着我国传统学术进行进一步的变化。
朴实考据的汉学在当时的学术圈中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推崇，很快便取代理学成为清代主流学术。
曾国藩曾言，乾隆朝中叶，崇尚繁称旁证，考核累数千言不能休。摒弃宋诸子义理，认为其不足复存。
这种主张摒弃宋明理学，注重考据论证的学术风气于乾隆及嘉庆两朝最为鼎盛，后世有人称这段时间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这段时期与欧洲文艺复兴对比，两种思潮都是在复古中寻求解放。
欧洲文艺复兴留下的作品
但是我们将清代汉学进行观察和思考，能发现这段时期并不能称为“文艺复兴”。但由明朝起反推至宋、唐，再由东汉继续反推于先秦，层层回溯之下，才能使汉学“复兴”。
如梁启超所言，清代两百余年的学术，取此前两千余年的学术，倒卷缫演之下如同剥笋，层层剥离则与内里愈近。
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中国学术呈现出非常奇异的现象，也出现了许多颇具代表性的人物。惠栋便是首先推举汉学风潮的学者，他继承家学，自小便接受儒家经学教育。惠栋之父惠士奇非常注重先人对《易经》的疏解。
惠栋曾与惠士奇谈论及《易经》，自称自己咸通汉学，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在考据的过程中，惠栋称赞汉儒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
又批评魏晋之后的学术，称这段时期“经义沦丧，异说纷纭”。为了将汉学进行系统性的构筑，惠栋确立了汉学的治学宗旨。
后来戴震总结惠栋的思想，由古书文字、音韵及注解之中寻求义理，这种思想影响了当时的汉学家，并成了大家一致遵循的宗旨。
惠栋
在研究的过程中，惠栋致力于实践自己的主张，对儒家经说进行了系统性地汇辑。编撰《九经古义》十六卷，后世称此书为“古人之功臣而今人之硕师也”。
惠栋对《易经》研究颇深，根据古书典籍，发明《易》理，撰《易汉学》共八卷。又在考证《易经》的基础上，集百家之精髓，撰《周易术》。自此之后，清代汉学开始了崭新的阶段，空讲理论的理学被进一步否定。
而注重考据论证的汉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后世学者讲述这段时间为“海内之士知钻研古义……定宇先生为之导也”。
但惠栋在推崇汉学之时，也出现了这门学术的弊端，那便是泥古。汉学萌芽之初，为了有理有据地论证，惠栋编撰《易》说，广集与之相关内容。
但这期间古今文献混杂，其中不乏糟粕糅杂，却不施择选，统统继承于《易》说之中。
遂后世有人论其“嗜博泥古，其短也”，惠栋的弟子之中，以沈彤、余萧客、江声等人最为著名。
他们恪守惠栋的理念，又都是江南人士，便被称为“吴派”，是为汉学的分支。
《周官禄田考》
吴派众人尊崇惠栋的学术路径，以搜集汉儒典籍为主。沈彤主要的研究方向在《周礼》，撰《周官禄田考》，以考证《周礼》中所记载的田地官爵等内容。
这本《周官禄田考》于后世研究《周礼》起到了很高的参考价值。余萧客毕生将精力放在唐代之前的诸子学说，撰《古经解钩沉》一书。
而其他几位吴派学者，分别研究《尚书》等研究，疏解多部儒家典籍。王鸣盛致力于研究郑玄一门，撰《尚书后案》，对后世研究郑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这些吴派学者因为尊崇惠栋的思想，或多或少都出现了泥古的弊端。只有王鸣盛后来脱离经学范畴，思想便得到了变通。
后来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将各朝各代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考证，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的这些观点在后世学者研究此方面时，起到了很高的学术价值。
清初的汉学虽然起到了汉学启蒙的作用，但他们“嗜博泥古”的缺点却不容忽视。后续的发展中，需要摈弃这些弊端，汉学发展才能是健康的。所以后续的戴震及以其为首的皖派学者，则起到了扭转这一局面的作用。
《孟子字义疏证》
02.汉学的发展
皖派学者与吴派学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学习，互为师友的关系。吴派学者主要以开创为己任，而皖派则侧重于发展汉学。皖派学者的蓬勃发展，使得汉学又走向了另一个高峰。
戴震自幼家贫，但刻苦努力，很快便在京得到了王鸣盛等学者的赞誉。后来在扬州结识惠栋后，戴震便受到惠栋的影响，从而走向了研究汉学的道路。
至后来，《四库全书》开馆之后，戴震已经中举，被特招入馆修篆校对。后来因为校书仔细，得到了上位者的赏识，授翰林院庶吉士。但多年的校书工作繁琐又辛苦，戴震最终因积劳成疾而离世。
但戴震是清代中期最负盛名的学者，他的学识渊博，又懂变通，将清代的考据学发展起来。一些汉学学者只重考据而不懂将考据结果与义理结合，所以得到的结论非常片面。
戴震却强调义理的重要性，提出需要将义理和考据相结合的观点。其著《孟子字义疏证》中特别强调这一理念，不但如此，戴震的眼光也极为敏锐。
《水经注》
在早期接触汉学时，便发现了当时汉学的弊端，于是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
本着这样的态度，戴震在文字、音韵、考据、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戴震在研究文字和音韵方面，非常重视结合文章的实际作用来考察。
在考据方面，戴震打破之前“即型求义”的固化理论，着重于从发音上研究字义。
而在天文和算术方面，戴震注重将古籍中的天文理论及其他相关资料结合起来。而在地理方面，戴震最有名的便是对《水经注》的研究。
戴震是乾嘉学派的知名学者，又是皖派的代表人、思想家。他根据考据和义理，批判“程朱理学”，主张唯物主义。
他明确表示，人的认知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从后天得来的。所以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戴震对宋儒的理欲观念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程朱理学”中将人性分为“气质”和“义理”，认为“气质”是产生“人欲”的源头，是弊端。
因此强调“天理人欲，不容并立”，主张“存天理而灭人欲”。
程朱理学代表人物，朱熹
戴震则反对此言论，认为“欲”是人之本性，批判理学家将“理”和“欲”对立，以“理”责人。
戴震的思想和对理学家的大胆批判在清代中期的思想史上留下了非常灿烂的痕迹。清代汉学的发展过程中，戴震很好的摒弃了惠栋的弊端，令汉学的发展达到了高峰。
戴震的弟子继承了他的理念，其方法更为严密，有了更加突出的成就。这些人大多为安徽人，被称为清代汉学中的皖派。
《说文解字注》
其中段玉裁所著的《说文解字注》，将东汉古籍《说文解字》作了详细的注解。
为后世学者阅读古代典籍，研究古文起到了极大的帮助。另一本著作《六书音韵表》则将古音分为十七部，成为代表清代音韵发展的重要标志。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对先秦两汉古籍做了非常细致的校订，纠正了不少错误的地方，进而恢复了古籍原本的面貌。
王氏父子二人著《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四部，被后世学者公认为清代汉学的代表著作。
在清代汉学的发展过程中，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将学术推向了另一个高峰，他们为追求先贤圣人之道而不遗余力，皖派学术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清代汉学”。
《广雅疏证》
03.汉学的终结
吴派、皖派之后，为清代汉学做出总结的是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
阮元继承前人宗旨，倡导实事求是的风气，极力强调“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这一宗旨，并试图将宋学的义理和汉学的考据之长相结合。
他主张推崇宋学性道和汉儒经义，二者之长相结合，这样才能更好的研究先人留下的典籍。
阮元在经学、小学、金石、天文等领域都贯彻这一理念，从而取得了不少成就。阮元凭着自身学者及官员两种身份，致力于提倡学术，整理典籍刊刻。其上任之处都设立学海堂等地，用来培养学术方面的人才。
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阮元的学术思想奠定了其在清代学术界的地位。扬州学派的出现，给盛行于清代的汉学做出了一个总结，因为时局的关系，又成为了古代学术往近代学术过渡的载体。
扬州学派不盲从于吴派的泥古，反而努力以实事求是为基调力求真解。
扬州学派代表人物阮元
他们不仅努力开拓各个研究领域，并推进汉学学者所强调的论证方法。从而做到论必有据，据必可信。扬州学派可以说是最接近近代学术的派别，当然也是清代汉学发展的结束。
清代汉学自始至终坚持通过研究文字、音韵来寻求义理。虽然汉学分支了几种不同的派别，却不约而同地遵守这一理念。
结语：
在汉学不同的发展阶段中，这三种学派又分别展现出不同特色，吴派崇古尊汉，皖派实事求是，扬州学派则将二者融会贯通。
三个派别互为师友，遵照自己的渊源，反映了一个时代关于学术的起承转合。
但作为清代主流学派，汉学的局限性也是不容忽视的。此学派的整体脱离现实而注重书本内容，到底还是流于繁琐。
虽然三类流派中不乏不同思想、关注于眼下的学者，却并没有成为汉学的主流。
这一点也成了汉学逐渐衰落的原因之一，道光朝后，虽然汉学仍旧有存于世，却已不再是学术界的主流。
参考资料：
《周官禄田考》
《说文解字注》
《广雅疏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