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北京18岁小伙在街上耍横，抢了行人一顶帽子，并引发了追逐和打斗，可没承想，小伙子被捕入狱后竟然判了死缓。
这个小伙子叫牛玉强，是个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也是个颇有未名的小人物。
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本性不坏，只是成长的过程中不幸走了歪路。
少年时期是孩子成长的关键期，这个时候孩子不仅叛逆，也最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形成错误的认知，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十世纪后期比较常见的“少年犯”，大都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由于父母忙于生计，缺少对孩子的陪伴和管束，使牛玉强在成长的关键期，跟一群小混混走到了一起，以至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时间回到1983年5月，刚成年的牛玉强早已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小混混。
这天，他跟几个同伴在街上闲逛，当走到朝阳区慈云寺大街的时候，跟一个头戴军帽的行人擦肩而过。
双方并不认识，也从无交集，就是两个完全不搭边的陌生人。
可是小混混有个普遍的特点，那就是特别欠，为了逞能耍威风总是没事找事，好像这样就能在同伴面前特有面子，也能打响名气在圈内立足。
那天牛玉强就特别欠，本来好好的相安无事，跟行人擦肩而过的时候，竟然伸手把人家的帽子给抢了。
戴军帽的行人也是个硬茬儿，面对几个小混混一点也不怂，直接就跟牛玉强扭打了起来。
要是论实力，牛玉强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可是他们人多，几个小混混眼看同伴跟人发生了冲突，随即也加入了团战。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游手好闲的小混混天不怕地不怕，动起手来也没个轻重，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人们虽然痛恨这些人，但一般情况下，也没有人愿意招惹他们，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大都敬而远之，也没有人愿意出手帮忙。
吃了亏的男子看对方人多势众，也不敢待在原地硬抗，抢过帽子扭头就跑。
得了便宜的牛玉强等人还不愿意罢手，竟然在后面紧追不放，结果被巡逻的民警给抓了现行。
刚进去的时候，他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心想就是抢了个帽子、打了架，顶多关几天就出去了。
所以，他一点也不在乎，甚至还颇为得意，感觉出去之后在同伴面前有了吹嘘的资本。
可是万万没想到，那几年正好赶上严打，结果他以“流氓罪”被判了死缓。
有人可能不理解，牛玉强犯的事儿有那么严重吗？
首先明确一点，他抢的可不是普通的帽子，而是军帽，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亵渎的存在。
再加上，他也是有点不长眼，平时耍横也就算了，严打的时候还敢冒头，那不是摆明了嫌命长吗？
这两点赶到一起，只能说他捡到“宝”了，没有立即执行死刑就算是法外施恩了。
因为那个时候，“流氓”几乎成了人们厌恶和痛恨的社会顽疾，因“流氓罪”被直接判了死刑的也是大有人在。
被判了死缓的牛玉强瞬间就清醒了，直到自己触了霉头，身上那股嚣张劲也没了，积极参加劳动改造，后来因表现良好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争取表现再度减刑，在里面待个十七八年也就出来了。
到了1997年的时候，他还因为身体不好申请了保外就医，实际上这段时间也属于“监外执行”了，在看病期间需要按时到指定的派出所报到。
说起这件事，他还是真的有点亏。
保外就医期间，他各方面都表现的非常规矩，不仅治好病，还组建了家庭，成了一个尽职尽责的好丈夫、好父亲。
可是没想到，保外就医的时间到了之后，监狱方面多次下发通知催促他返回监狱服刑。
如果当时他返回去的话，用不了几年就刑满出狱了。
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监狱下发的通知他一封都没有收到，结果被定性成了“逃犯”，又被警方给抓了回去。
他当时感觉很冤枉，但法律是讲究证据的。
监狱方面的记录齐全，寄出去的通知也没有被退回，他说没有收到只是空口无凭，没办法证明。
因此，他保外就医这几年也不再被算在刑期之内，从2004年被抓进去，直到2020年才刑满释放。
值得一提的是，他保外就医期间，法律深化改革的时候“流氓罪”被细化了，自此在我国的法律条文中就没了这项罪名。
但牛玉强比较特殊，按照“从轻”原则还是之前判决的罪名。
所以，他也成了我国法律体系中，最后一个因“流氓罪”服刑的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