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历皇帝与利玛窦，网上有不少介绍文章，包括正规媒体发布专家教授的文章，其中核心是“万历非常欣赏利玛窦”！
比如，去年北京日报客户端发表的《利玛窦与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中，就有“此后的数十年间，他历经曲折，最终得到万历皇帝的信任，得以在北京居住”，接下来还有“鉴于利玛窦所做的巨大贡献，明廷将阜成门外的滕公栅栏作为他的墓地”等。
甚至，某些文章中还有万历欣赏利玛窦进献的自鸣钟，请利玛窦驻留京城，让利玛窦去钦天监指导工作，以及让利玛窦出入宫廷数十年，甚至给利玛窦画等身立像，赐以终身恩俸等等。
问题在于：万历皇帝真会如此欣赏一个洋和尚吗？其实，这就是一个谎言，明实录揭开了真相。更重要的是，这一谎言的诞生更值得思考，背后隐藏的逻辑让人不寒而栗！
明朝实录戳破谎言
《明实录》是明朝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记录了明朝崇祯之前历代皇帝的历史，是研究明朝历史的基础史籍之一。其中，《明神宗实录》中有利玛窦拜见万历的历史，共有三条，详情如下：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在华居住近20年的利玛窦得到万历召见。
明实录记载：“天津御用监少监马堂，解进大西洋利玛窦进贡土物并行李。又寄住二十年方行进贡，与远方慕义特来献琛者不同。且所贡天主天主母图既属不经，而随身行李有神仙骨等物，既称神仙自能飞升，安得有骨。”
利玛窦进献的是“天主天主母图”，但明朝官员认为“既属不经”。更重要的是，利玛窦随身携带的“神仙骨”，显然是人骨，应该是要给万历表演骗人的把戏，但明朝官员质疑“既称神仙自能飞升，安得有骨”，因此认为是“凶秽之物”，按规矩这些东西是不能入宫的。
这种靠把戏骗皇帝的神棍行为，古代儒家读书人极为厌恶，太监也厌恶，因为迷住了皇帝岂不与他们争宠？因此，利玛窦没能进宫觐见万历皇帝，而是按照惯例，给予一些宴赏和财赏，具体是“比照暹罗国存留广东有进贡者赏例”，可能考虑到利玛窦远道而来，加上年岁已高，所以赏赐规格不低。
但最后还强调一句：“勿令潜住两京，与內监交往，以致别生枝节。”所谓“潜”，就是潜藏的意思，就是躲在南京北京，朝廷意思很明确，就是不让利玛窦潜居于两京，还不能与内监交往。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五月，内容是礼部上奏利玛窦还没走，现在利玛窦年岁已高，让万历皇帝给个处理利玛窦的准话，其中提到要么遣返回国，要么让他去其他地方，比如“遣赴江西”。不过，万历到底有没有回复，史书上没有记载。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应是非法滞留在京城的利玛窦去世了，万历给的批示是“赐西洋国故陪臣利玛窦空闲地亩埋葬”。北京日报《利玛窦与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中说“利玛窦也成为第一位被允许安葬在北京的外国人”，以此反证利玛窦的贡献，其实不是这样，他死在北京了，又是远道而来的“献琛者”，那么还能怎么办？
以上，就是明实录中的利玛窦记载，其中万历皇帝没有接见利玛窦，同时也没有利玛窦进献万国全图、自鸣钟等的记载。
谎言背后细思极恐
以明实录来看，不仅“万历非常欣赏利玛窦”是谎言，而且利玛窦的其他历史可能也充满了谎言。但问题是，万历皇帝欣赏利玛窦的谎言从何而来呢？
关于利玛窦在京城事迹，《明史》、《国榷》与《明实录》的记载大致一样。其中，在利玛窦去世这一条上，谈迁国榷增加了一些内容，比如“所著《交友论》《山海舆地全图》等书。制自鸣钟、铁琴、地球等器，俱巧异，其游南京。”
谈迁提到的《山海舆地全图》，是不是我们熟知的《坤舆万国全图》，不得而知，也没有说是献给了万历皇帝；利玛窦制作的自鸣钟、铁琴、地球等器，是不是在1601年进贡时送给了万历皇帝，也不得而知，反正礼部奏折中没有提到这些东西。
因此，从中国正史看，万历没有接见利玛窦，且他属于非法滞留京城，其他的《坤舆万国全图》、自鸣钟、地球等有没有进献也不得而知。既然如此，万历接见利玛窦，以及欣赏利玛窦、甚至让他出入宫廷、指导钦天监的谎言从何而来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从《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而来，这本书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写的。诡异的是，这本书在中国发行的书名叫《利玛窦中国札记》，仿佛是利玛窦亲身经历的实录（其中就有利玛窦见到河南犹太人的记载，中国史书上却对河南犹太人没有记载），而且也不像《基督教远征中国史》那样杀气汹汹。如果书名是前者，估计这本书在中国也卖不出多少。
笔者猜测，金尼阁这么写，一方面是为了“表功”，说明他们在中国传教的巨大成就，将中国皇帝都征服了；一方面忽悠中国人，万历皇帝都欣赏利玛窦，意味着欣赏基督教，那么中国人自然不该抵触基督教，自然应该拥抱基督教。
但问题的核心不在于金尼阁怎么写，而是中国人该如何看待这段历史：是相信明实录等中国史书，还是相信金尼阁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让人细思极恐的是，包括很多顶尖学者在内，偏偏相信国外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却不信明实录等中国记载，于是就有了“万历非常欣赏利玛窦”的历史。
总之，所谓“万历非常欣赏利玛窦”，以及让利玛窦出入宫廷十年等，纯属西方传教士编造的谎言。因为它既与中国史书记载不符，也不符合常识，因为尽管晚明社会风气比较开放，但主流还是儒家，因此还不至于让“献琛者”出入宫廷影响皇帝，且这个“献琛者”还外来的传教士——明朝主流文人认为他宣扬的是“邪教”。
最后，在与中国相关的重大历史研究中，究竟该以谁的记载为主？正常来说，显然应尽量以中国史料为主，参考他国史料，但令人遗憾的是，如今涉及中西历史的研究，很多却以西方史料为主，除了本文话题之外，还有河南犹太人历史，还有汉使对中西亚的记载、如今对其解释却是“迎合”西方叙事等，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参考资料：明实录、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国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