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瑞
云冈石窟航拍图。 季敏皓摄(影像中国)
云冈石窟第6窟东壁上层，具有中原风格的造像。
云冈石窟第6窟中心塔柱下层的护法夜叉像。 云冈研究院供图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的武周山南麓，始凿于公元5世纪，是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杰出代表。这座艺术殿堂内的石窟造像不仅是佛教信仰的表达，更是多元文化交融的见证：它们融合了西方艺术形象与外来工匠智慧，以精湛的雕刻艺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奏响交流互鉴的文明交响。
融合中西雕塑语言的造像艺术
云冈石窟的众多造像之中，一些具有西方艺术风格的造像尤为引人注目，第18窟主尊左侧的一尊弟子像便是生动例证。这尊人像眉骨凸出，眼窝深陷，鼻梁高挺，鼻尖下弯，下颌微突，具有典型欧罗巴人种特征。额侧、两鬓、双颊的凹陷，以及颧骨的高凸，勾勒出一张棱角分明、饱经风霜的智者面庞；眉头卷曲、嘴角上扬、露齿而笑的陶醉神情，似在表现闻法喜悦的瞬间。
西方雕塑中对人物线条的高度写实，在这尊弟子像上展现得淋漓尽致，渲染出一种庄重而欢悦的情感。设计者充分利用雕刻艺术本身具备的审美特性，吸收古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精华，以中西融合的雕塑语言展示中国佛教艺术。
此外，在第6窟中心塔柱下层，我们能够看到更为明显的胡人形象。塔柱佛龛两旁的护法夜叉额发卷曲，立眉竖目，眼球圆凸，鼻头宽厚，蓄络腮胡，耳长而大，饰耳珰。这些异域人物造像，以独特的面容特征，丰富了石窟的艺术表现，展现着当时丝绸之路上的多民族交往风貌。
多元文化共创的时代风格
回望历史，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重要动力。淝水之战(公元383年)结束后，鲜卑拓跋部建立了北魏政权，太武帝拓跋焘四方征战，于公元439年平定凉州、统一北方。凉州(今甘肃武威市)位于河西走廊东端，大量僧侣自古印度、西域往来，促进佛教文化在当地传播，也令当地工匠掌握了融合异域艺术元素的造像技艺。太武帝平定凉州之后，将此地大量居民迁入北魏都城平城(今大同)。
随着人口的迁徙，平城成为胡商梵僧云集之地、北方佛教的新中心。一批批高僧大德和能工巧匠不仅带来了精湛的雕刻技艺，更将古印度、凉州、关中等地佛教艺术风格和造像理念带入平城，与本土工匠共同创作出不朽的艺术作品，呈现鲜明的时代风格。
以第20窟为代表的“昙曜五窟”造像是云冈石窟中年代较早的作品。这些造像广额丰颐、短颈宽肩、身体粗壮，与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东西、甘肃及其以东早期佛像相似，五官特征酷似北魏前期墓葬陶俑，衣着服饰则较多保留了古印度艺术成分，显示出“胡貌梵相”的造像特点。以第6窟东壁上层造像为代表的中原风格造像，其神态气质、衣冠服饰、雕刻手法面貌一新，体现出中华民族审美的影响：“褒衣博带”的服饰潇洒飘逸且富有生气，丰瘦适宜、眉疏目朗的面相给人以温静慈和、亲切自然的感觉，这种艺术风格明显具有“改梵为夏”的造像特征。
用石头书写的人类文明交流史
公元5世纪中叶的平城已是中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见证着东西文化交流进入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高潮，不同艺术在这里相遇、碰撞、共鸣。
在公元1至3世纪的贵霜王朝时期，古印度西北地区和恒河中上游地区诞生了两大艺术中心——犍陀罗和秣菟罗，这两地佛教造像艺术风格截然不同。犍陀罗艺术因多种文化交融而生，继承了希腊—罗马雕塑风格，造像深目高鼻，眼睑细长，波浪式发纹，服饰衣褶厚重，展现出古印度希腊化的写实风格。秣菟罗艺术则以本土传统为基础，兼采各家之长进行再创造，造像面短而圆，体格健壮、气质强悍，服饰轻薄贴体，呈现出古印度本土化的活力与古典风貌。
这两种各具特色的异域艺术与中国本土艺术在云冈石窟激荡融合、交相辉映。在东传过程中，古印度佛教造像不断受到波斯、粟特等西域诸国艺术的影响。在北魏官员主导下，参与云冈石窟雕凿的群体包括西域的僧人和工匠、长安和山东的官吏与庶民，还有北方归属的游牧民族和迁徙北上的南朝士大夫，多元群体构成使云冈石窟有了“和而不同”的多面呈现。
于是，我们看到，早期“昙曜五窟”洞窟平面呈椭圆形、穹隆顶，形制采用拓跋鲜卑的毡帐形式，造像的外在样式又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精雕细琢、装饰华丽，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艺术风格。例如五华洞(第9至13窟)中具有希腊地中海风格的伊奥尼亚柱式柱头、科林斯柱式柱头、波斯兽形柱头等造型融入中国汉式仿木构建筑，相得益彰。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秀骨清像”的源起，其造像艺术完成了由“胡貌梵相”到“改梵为夏”的转变。
云冈石窟，一部用石头书写的人类文明交流史。它是我们民族骄傲的文化遗产，也是连接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那些栩栩如生的异域面孔，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联结不同文明之间纽带的使者，诉说着先辈们勇于探索未知领域、渴望交流互通的进取精神。
(作者为云冈研究院历史与民族融合研究中心北朝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馆员)
《 人民日报 》( 2025年03月21日 1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