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双休的“囚徒困境”与破解

日前，河北、河南、浙江等地都传出高中将要实行双休，引发热议，在老师们欢呼终于有了自己的双休时，很多家长却坚决反对，甚至质疑此举是为培训机构开辟新市场。表面上看，这仅是作息时间的调整，实则折射出教育领域深层次的矛盾。

图片来源：创客贴

按规定，中学本也是双休，但实际情况却是：在很多地方，高中往往是单休，而到了高三，某些学校甚至一月才休息一天。这种现象源于高考竞争压力形成的“囚徒困境”，也同样是部分家长强烈反对双休的原因，即：普通高考多是同省考生之间的竞争，当石家庄尝试推行双休时，若同省份的衡水仍不双休，就意味着两地学生存在学习时长差异，这种担忧迫使石家庄也只能放弃双休。

显然，和禁止补课一样，本来是天经地义的高中双休，却因“囚徒困境”的存在难以落实。要想彻底落实双休，仅靠一个行政命令恐怕不够，我们必须看清并解决“囚徒困境”背后的核心推动力：

第一，家长群体的过度教育诉求。

“实行双休”最多、最大的反对声来自家长。重视孩子的教育，是中国优良传统文化，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重视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值。在对于更好、更高教育的追求上，尤其是面对中考、高考这种关键升学考试时，家长往往不封顶，不设限。面对家长强大的压力，学校不得不屈服。

朋友的孩子在北京某著名中学上学，当年读初三时仍然是双休，于是家长频繁施压学校与校长要求补课，而理由就是初三升学在即，“隔壁”也在补。最后在家长的“围攻”下，学校被迫在周六补半天。

这种文化传统不会因为教育制度与招生制度不同而有区别。遍布旧金山硅谷以及世界各地唐人街的辅导班就是一例。2016年，学而思就在美国开办分校，而核心课程就是奥数。2021年“减负”新政后，好未来董事会决策业务重心全面转战海外，服务海外华人。

第二，重复训练有效果，甚至效果显著。

伴随高中与大学教育的全面普及化，在一味追求平稳的要求下，中高考命题逐渐呈现水平化，甚至固化特征，知识点和题型重复，甚至顺序都不变，学生与老师多数都知道三年后要考什么。在这种背景下，重复训练就有显著的效果，于是全民刷题、全民应试。这也是“衡水模式”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高强度的应试训练有用。

同时，伴随升学考试的水平化，人人都能得高分，升学竞争更为惨烈，分分计较中，让更多的家长、老师和考生不得不在意一分的得失，重复刷题的重要性不言而明。

第三，地方政府的政绩驱动。

家长的诉求往往转化为地方政府的诉求与政绩观。日前陕西某县级市市长在年度人大会上发言说：老百姓对GDP是无感的，但是对教育和医疗有感受，而教育的核心就是升学率。具体这位市长对当地高中提了什么要求不得而知，但不难猜测，他或许会顺应家长的诉求，支持鼓励补课，以提高升学率。事实上，受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很多地方仍把升学率当成政绩在宣传。

我双休，你不双休，于是为了赢得这场竞争，我也不得不放弃不双休，即所谓“囚徒困境”。从这个角度来说，几乎无解。但如果我们能实事求是，缓解或者部分缓解还是有可能的。

第一，能否让高考无试可应？打破命题固化模式。

无论是多上一天课，还是加班加点刷题，背后的动力在于我已经知道要考什么，即命题的水平化与固化带来的针对性重复训练是有明显效果的。一旦高考去水平化，模式化，无论是知识点还是题型不再重复，就如上世纪80年代那样，前一年的高考题和后一年的没有关系，多数人就不再去刷题了，因为刷题无效，因为无试可应！

按说这一改革会对重复训练造成毁灭性打击，也是教育评价改革的要求之一。但近年这类改革，都被喊难的声音所阻击。比如2022年高考以数学为代表的命题改革被一片喊难声所阻击，并被一些人扣上增加负担的帽子。2025年研究生招生考试笔试中的英语与政治考试也被批评为十年最难，两次都是因为反刷题，“没有押中”就变成了难，简直成了笑话。

第二，尽可能降低家长的期望，引导教育预期回归理性。

众多家长成为补课的推动力量，既有对孩子教育的朴素追求，也有当前教育评价体系的误导：在讨好式考试下，众多家长对孩子的学习缺乏客观的评价，在虚高的成绩面前，一方面，误以为自己的孩子是“神童”，有极大可能进清华北大；另一方面，对水平考试下分数残酷的竞争有更焦虑的心态。

坦率地讲，近年来，一些地方减负的思路是存在方向性问题的，比如在考试上一味追求让考生有分数的获得感，给大量的家长造成错觉与误导。以北京中考为例：2022年，在满分660的情况下，海淀区18000多名考生中，绝大部分都在600分以上，0—500分之间的几乎可以忽略。在400-500分区间，仅有407人，但在651分上，就有413人。

如此虚高的分数，让大量的家长产生错觉，以为自己孩子也是“神童”，距离登顶仅一步之遥，误以为多上几个辅导班，多刷几道题就可以迈进清华北大的大门，于是学校不补，自己就到外面去补。

因此，我们不妨尝试，让日常的考试（测验与监测）回归常态，让一部分家长与孩子早早醒悟，死了这条心。在我们不以考试成绩决定影响孩子受教育权利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价标准，让孩子成绩回归本来的常态，有区分度，呈现真实的正态分布？面对一些残酷的成绩，一些孩子和家长也容易早点醒悟，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不是拼命刷卷子，卷成绩。

第三，针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偏差，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我们想清楚了，要坚决落实，就建立严厉的问责机制，严惩重罚，“杀无赦”。

当然，在双休问题的治理上，我们也不必过于理想化，也需要实事求是，否则也容易引发新的问题。

校外辅导班的全面兴盛，和我们曾经错误的减负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严格的“3点半放学”，把相当一部分学生直接推给了辅导班，这也是现在推行课后延时服务的根本原因。在辅导班兴盛的时代，重灾区主要是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小学，反观高中一直不是重点，这其中就与大量高中不是双休，学校承担了主体责任有关。

因此，在高中双休的治理上，我们也不应该过于理想化，一些有较高追求的家长，即便我们实行双休，他们必然走向培训机构。因此，我们至少可以仿效课后延时服务一样，向一部分同学和家长提供一个选择：周六可以自愿到学校自习，而不是一味追求政治正确，理论正确，无视国情文化，把一些家长与考生简单推向社会辅导班。

总而言之，教育改革的复杂性要求我们既要坚持原则，又需保持灵活。在推进双休政策时，应当平衡各方诉求，通过制度创新打破恶性循环，最终实现教育生态的良性发展。这需要政策制定者展现智慧与魄力，更需要全社会形成教育本质的共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非考试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