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理查德·加瓦德·海德林（Richard Javad Heydarian）
菲律宾理工大学地缘政治讲席教授
特朗普政府与乌克兰的冲突引发外界对美国战略可靠性的怀疑，欧洲和亚洲盟友担心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全球秩序将会改变。
特朗普政府与乌克兰的公开摊牌引起全球震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公开斥责他们的乌克兰客人和战时盟友泽连斯基总统之后，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美国盟友开始前所未有地质疑美国的战略可靠性。
不出所料，欧洲人勃然大怒。特朗普第二任政府执政初期，美国高级官员的言论就已经让他们深感不安。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旨演讲里，美国副总统万斯直接批评了欧洲内部的“觉醒”政治和外交政策，即它们缺少必要的国防开支。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发表爆炸性言论，实际上是把向俄罗斯做出重大让步作为未来和平协议的内容之一。这位新任美国防长断然拒绝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也拒绝在该地区部署美国军队执行未来的维和任务。
▲3月18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当日与普京的通话非常好且富有成效。
随后，令人震惊的美俄高层会议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乌克兰被排除在外。接着特朗普公开批评乌克兰总统是缺乏民主授权的“独裁者”。几天后，泽连斯基公开要求美国提供明确的“安全保障”，结果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美国高层领导人发生口角。之后美国迅速决定切断对基辅的援助和情报共享，以示惩罚。作为回应，欧洲领导人以及加拿大和土耳其迅速组织了一次特别峰会，讨论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及提高共同抗俄的能力。
然而，这一事件的外交影响超出了美欧关系。日本领导人迅速反击针对本国国防开支和可靠性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前美国殖民地和华盛顿在该地区最古老条约盟友的菲律宾也开始敲响警钟。菲律宾驻华盛顿大使何塞·罗穆亚尔德斯警告菲律宾要“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情况，包括美菲的百年联盟可能受到冲击。负责监督美菲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的一位菲律宾高级将领也重申，美国“不是该地区唯一的参与者”，菲律宾最终将不得不依靠自己保护核心利益。
矛盾的信号
去年大选前，美国的主要盟友对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可能带来的破坏性产生严重分歧。欧洲人自然担心特朗普缺乏基于价值观的对欧承诺，这与即将离任的拜登政府形成鲜明对比——面对俄罗斯的侵略，拜登政府一心一意地加强乌克兰和欧洲的防御。然而，亚洲盟友更加漠不关心，甚至极度自满。菲律宾等一些前线国家甚至欢迎可能更加好战的美国政府。
任命更具传统思想的共和党人，如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出任国务卿）和长期担任共和党战略家的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出任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即特朗普第二任政府最终将采取更加“优先考虑”的模式，而非完全的孤立主义模式。
▲2月26日，鲁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确保在印太地区的存在。
鲁比奥和科尔比都强调应该将重点放在亚洲，进而减轻美国在欧洲和中东的战略负担。上任不久的国务卿鲁比奥还向亚洲盟友发出正确的信号，让台湾和菲律宾免受美国国际开发署项目暂停的影响，其中包括8.7亿美元的台湾项目和3.36亿美元的菲律宾军方项目。此外，菲律宾政府确保了本国的“一线”受援国地位——美国可能实施一项53亿美元国防援助计划，以加速菲律宾武装部队的现代化。
然而，令人震惊的特朗普-泽连斯基事件不仅激怒了欧洲人，也激怒了亚洲前线盟友。菲律宾驻美大使罗穆亚尔德斯警告说，菲律宾“必须为这种情况做好准备”，即美国突然停止支持乌克兰。他对媒体表示：“未来可能出现另一位总统。但最终，每个国家现在都必须做好准备，要加强国防，加强经济安全。”
从韩国到波兰，美国的主要盟友都在公开讨论出于威慑和自卫目的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美国所有盟友都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除了战术和情绪上的不可预测之外，特朗普第二任政府有可能引发国际秩序的大转变。
一次全球的战略性重启
乐观的支持者经常强调，就算不是推行“反向尼克松”战略，即拉拢俄罗斯远离中国，转而支持全新的全球战略调整，特朗普也正在通过更有效地与欧洲盟友分担负担，来进行理性的战略收缩。鉴于俄罗斯总统提出要帮助美国和伊朗达成一份新的核协议，以及美国可能与多个修正主义大国和解，一些观察人士甚至设想了一个完全孤立中国的特朗普战略。但考虑到俄罗斯、伊朗和中国极度不信任美国，以及这三个欧亚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相对稳固，许多专家对这一场景持怀疑态度。
▲3月18日，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同时与中俄保持良好关系。
此外，特朗普政府没有基辛格式的人物，更没有老练自律的总统，无法实施如此敏感而复杂的战略政策。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出现全球的战略性调整：世界主要大国建立新的战略共管，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这种情况似乎有一定道理，因为在意识形态层面，执意“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共和党人与中俄的立场趋于一致。
对于特朗普潜在的全球秩序重塑愿景，法里德·扎卡里亚等批评人士将其比作19世纪初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匈帝国保守君主之间形成的三边“神圣同盟”。此外，特朗普对19世纪初的安德鲁·杰克逊和20世纪初的威廉·麦金莱等大胆扩张的美国总统极度崇拜，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公开痴迷于重建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
最终，奉行交易主义的特朗普可能不仅要与俄罗斯达成大交易，还会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达成大交易。我们不要忘记，在是否保卫台湾的问题上，特朗普一再含糊其辞，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如副助理国务卿安德鲁·拜尔斯，则公开主张从菲律宾撤军和撤出武器，以缓和南海紧张局势。
为此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可能与中国达成的“海湖庄园协议”。中国处于有利地位，可以做出重大的经济让步，以换取美国从所谓的中国“后院”撤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所谓的“一线”盟友，也不应该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政府治下的美国是完全可靠的。
在美国国内，特朗普导致的政治两极分化方向更加清晰。政府高层官员一再警告有“内部敌人”，可能指的是抵制特朗普第二轮政策议程的民主党和进步人士。特朗普第二任期与国外盟友发生冲突，与国内各种力量和机构交战，最终可能削弱美国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的全球领导地位。与此同时，新兴大国和美国盟友则在寻求更大的影响力和战略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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