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恶在于选择吗？

善与恶似乎在于选择，人选择做什么就会有善于恶的评价，但又不完全如此。

善与恶是人们定的概念，并不是先天就存在的。从社会行为规范来看，人做了坏事就是恶的，做了好事就是善的。而所谓坏事和好事都是人们定的，或者说是人们评价的，而事情本身并不一定具备什么标准。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有利于他人利益的，就是善的，而自私自利的行为并不是恶的，损人利己才是恶的。每个人都有自保的心态，倘若没有这种心态，人们就活不下去了。人先要求得自保，然后才能更好地发展。倘若连自己都吃不饱饭，还要拿着粮食周济别人，就一定具有高尚的品格，算是善的，但往往不容易被人理解。倘若自己吃不饱饭，就去抢别人的粮食吃，就算是恶的。在古代，皇帝长期压榨和剥削农民，要征收税收，而且各级官员层层加税，最终弄得农民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借贷生存。遭遇饥荒和战乱的时候，农民们就要聚在一起吃大户，抢劫地主土豪的粮食，会被统治阶级认定为恶。而在农民看来，为了生存，就可以抢别人的东西吃，就不叫恶，而是善的一种表现。皇帝和官员长期压榨底层农民，并制定一定的制度和法律，使这种压榨变得合法化，正常化，而且要冠以善的名义。农民长期遭受压榨，却认为合理，因为他们不读书，不识字，已经完全认同了这种压榨的制度和法律，当然也就不会反抗了。只有当他们的生存危机到来的时候，才会想到反抗。皇帝会污蔑农民起义军是盗匪，是流民作乱，而后代人却看到皇帝的剥削阶级嘴脸，而且会认为农民起义是善的，而皇帝却是恶的。

善于恶的标准是由统治阶级制定的，甚至会形成一定的风俗习惯，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人们总是认为，心里想一想恶的观念，甚至有很多非分之想，并不叫恶，只有作恶才叫恶。也就是言行对他人形成了不利的影响，对集体和社会形成了不利的影响，就叫做恶。但这种理解有失偏颇，因为事实上很多恶都存在，剥削阶级的存在本身就是恶，坏人欺压良善，却没有受到有效治理，也是恶。贪官奸商的存在是恶，土匪强盗的存在是恶，以大欺小是恶，但只要长期存在，就会被人们认同，并不会受到人们的鞭挞，更不会完全被纠正。善也长期存在，帮助他人不求回报是善，做公益活动是善，给灾区捐款也是善。甚至除恶即是扬善，打击犯罪分子就是善，举报贪官污吏是善，举报奸商坑害消费者的行为也是善。但囿于法律的限制，很多人不敢惩恶扬善，以免被认定为犯罪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说，法律并不一定保护善，很可能只是为了维持社会的平衡与稳定，甚至有时候保护了恶。美国大法官休尼特说：“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可是，迟到的正义已经不算是正义了，因为环境变了，时间变了，人物也变了，整个事件已经面目全非，早已经不是当时判决时的情况了。正义迟到了，那么法律保护的就是恶。正义到来了，纠正了一部分恶，但又有新的恶产生，仍然会被法律保护。

善与恶似乎处于一念之间，就好像选择偷盗还是选择老实本分地赚钱，就在一念之间。选择偷盗就是恶的选择，老实本分地赚钱就是善的。但这种判断很容易走向形而上学的境地，因为失掉了对应物。倘若偷的是坏人的钱，那么这种偷盗就是善的。就好像古代农民遭遇饥荒和战乱的时候，要集体吃大户一样，这种行为被他们看成是善的，而在被抢劫的土豪和地主看来，这种行为就是饥民造反。倘若每个人都老实本分地赚钱，就会忍受资本家的奴役和剥削，相对于资本家来说是善的，而相对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却是恶的，因为没人反抗，也没人提出民主化的合理建议，更没人为此而奋斗终生。看来，善于恶并不在于选择，而在于谁来定义，在于对应物的定义。皇帝认为饥民造反是恶的，而造反的饥民认为皇帝才是恶的。资本家认为要求集体涨工资而罢工的工人是恶的，而工人认为资本家是恶的。因开车违章的人被交警罚款，他们会认为交警是恶的，而交警会认为他们是恶的。站的角度不同，维护的利益不同，善于恶的观念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倘若让一个人来定义善与恶，那么他一定会围绕自己的利益来定义，把对自己好的定义为善的，把对自己不好的定义为恶的。倘若他做了官，很多人都给他送礼，向他行贿，他就认为这些人是善的，而不给他送礼，不给他行贿的人就是恶的。倘若他做了皇帝，谁给他说好话，他就说谁是善的，谁敢当面指责他的错误，谁就是恶的。能维护社会现有的秩序，保证统治阶级持续从民间榨取财富，就是善的，想要颠覆这样的秩序，并且付出行动的就是恶的。善恶似乎是由统治阶级来制定的，好像具有社会层面的意义，更为广大，但从根本上颠覆了善与恶的概念，已经脱离了人性的层面，变成了社会层面的东西，而且成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以及社会稳定的东西。统治阶级的利益自不必说，难道社会稳定不好吗？当然不好，因为社会确定了剥削制度以后，对大多数人进行压榨和剥削，而且要努力维持这种制度，就会造成贫富差距太大，特权阶级胡作非为的现象。而底层劳动人民明明生产粮食，却吃不饱，穿不暖，还不能反抗。这样的制度本身就是恶的，需要底层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推翻这种压迫和剥削人的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