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此时的南京已沦陷三周，一名日本军官来到长江路的华东照相馆冲洗照片，接手照片的是一位15岁的南京青年，而当他将照片拿去冲洗后，双手颤抖不已。
这些照片记录了日军的种种暴行：比如被日军砍杀的中国军民、遭日军侵犯的中国妇女以及被日军用刺刀挑起的婴儿。
青年名叫罗瑾，是照相馆的学徒，同时也是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他目睹了日军对中国百姓犯下的一系列罪行，当他看到这些照片时便下定决心：一定要将这些证据保存下来，有朝一日为那些受到日军残害的同胞讨回公道。
因此，之后每当日军来冲洗照片时，他都会另外偷偷多洗几张。长此以往，罗瑾一共保存了37张照片，并最终精心挑选了16张制作成相册，而其余21张则烧毁处理，以防暴露。
在相册封面上，罗瑾画了一颗红色的心，用红笔写着醒目的"耻"字，字的下面还有个问号，以及刺向红心的匕首。
在完成收集工作之后，为了避免日军搜查，罗瑾多次更换相册的保存地点，比如相馆的暗室以及家中的房梁。
1940年5月，为谋生计的罗瑾考入了汪伪政府警卫旅驻扎在毗卢寺的直属通讯集训队。由于担心相册在没有人看管的情况下受到损坏，罗瑾将其带入了集训队，藏在了宿舍的床板下。
次年初，汪精卫来到毗卢寺视察，通讯队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了一颗来历不明的手榴弹，由此引发了全寺搜查，罗瑾情急中将相册塞入茅厕的砖缝之中，用黄泥抹平表面。
几天之后，罗瑾以为风波已经平息，便打算将相册转移。然而，当他来到茅厕时，却发现相册已经不在了。
此时的罗瑾内心惶恐无比，他担心相册已经落入日军之手，倘若被追查到自己身上，肯定会惹来杀身之祸。
于是，罗瑾只得匆忙逃离南京，辗转多地，最终在福建大田县隐居。
那么，相册最终究竟有没有落到日本人手中呢？多年后，他才得知真相，原来当时藏在茅厕的相册并非日军搜走了，而是到了一位名叫吴旋的青年手中。
吴旋，原名吴连凯，他也是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18岁时为了养家糊口，考入了汪伪政府在南京设立的交通电讯集训队，与罗瑾成为了非同班的校友。
原来，就在罗瑾将相册藏在茅厕后不久，吴旋在一天清晨上厕所时意外注意到茅房的墙体有新涂上的泥巴，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掏开泥巴，一本巴掌大的相册出现在他的眼前。
打开相册之后，吴旋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他虽然不清楚是谁将相册藏匿在此处，但他深知其重要性，于是短暂停留之后将其带走，并在晚上偷偷藏在了大殿佛像的底座之下。
次日，集训队发来通知，说日军正在调查一本相册，要求学员们坦白交出，否则一经发现要被严肃处罚。整个集训队人心惶惶，好在日军并未在寺内搜出相册，而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吴旋在第二天便带着相册匆忙逃离了寺庙。
此后多年里，吴旋将相册藏在一个小皮箱底层，上面压着衣物和书籍，带着它辗转多地。每逢梅雨季节，他在深夜都会关紧门窗，仔细清洁着照片表面，防止其遭到损坏，而这个习惯整整保持了五年。
在这五年里，吴旋如履薄冰，他明白这本相册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但是只要脑海里浮现照片上的画面时，他都会想起那些遭受日军迫害的无辜同胞，所以无论多么危险，他都暗自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保护这份证据。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1946年2月，南京军事法庭成立，南京大屠杀罪为祸首之一的谷寿夫于8月1日被引渡到中国，等待军事法庭审判。
然而，审判过程比想象中的要艰难很多，谷寿夫此人极其狡猾，面对审判，他总是以各种理由狡辩，否认自己犯下的一系列罪行。
得知此事的吴旋既愤慨又激动，他拿出自己保存多年的相册，亲自将其交给了南京临时参议会，并详细讲明了相册的来历。
参议会收到相册之后，在当年10月份将其整理成资料成为“京字一号证”送交给了军事法庭，成为指控谷寿夫的核心物证。
1947年2月6日，南京军事法庭再次对谷寿夫进行开庭公审，并将“京字一号证”出示在法庭上。
当法庭工作人员开启包裹时，油纸内的16张照片仍保持着1938年的清晰度，16张照片经书记官逐张编号后，陈列于法庭中央的展示架上。
照片中清晰地记载了日军如何肆意砍杀南京百姓，活埋军民以及侮辱妇女，甚至还有记载日军在下关江边等详细地点砍杀平民的画面。
面对如此铁证，谷寿夫纵使百般狡辩也已无济于事。1947年3月10日，军事法庭在经过一些列的比对和调查之后，宣布了谷寿夫的死刑。
4月26日，谷寿夫在验明正身之后，被押往雨花台枪决。在现场，无数市民欢呼呐喊，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个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的恶魔，遭到的应有报应。
1995年6月，时隔整整半个世纪后，罗瑾与吴旋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重逢。两位白发苍苍老人站在展柜前，看着他们用生命守护的相册，一起回忆着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如今，当参观者站在纪念馆的玻璃展柜前，能看到相册封面那个褪色的"耻"字。它不仅是日军暴行的铁证，更是中国人守护历史真相的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