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西单陪父亲开了场新书签售会，与很多老友重逢，感动且开心。
爬长城四十年有余了，春去秋来，酷暑寒冬，留下的回忆很多。然而登长城的酸甜苦辣咸，很多是无法被胶片定格下来的。那个年代，胶片太贵了！每次去长城，可能只能拍20—30张照片，能有一张人像照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就每种味道选几个事例，通过文字来跟大家分享吧。
一、酸
第一种酸，是1985年的“十一”时，七岁的我和父亲还有表妹，一起从怀柔挤长途车去黄花城。当时，从怀柔长途车站每天上下午只各有一班去永宁、四海子的车会路过黄花城。发车时车里就已经跟沙丁鱼罐头一样了，更不用提沿途还有人不断地要上车。我这么一个身高一米出头的孩子，脑袋总是被顶到别人肚子或屁股上，脚下也基本只有脚尖能点到地，否则就会踩到别人的脚，或者被别人踩脚。一个小时下来，基本体会了跳芭蕾的“立锥”功夫是如何练的，酸爽得不得了。
另外一种酸，是1987年我和父亲第二次登司马台，爬到最陡的“天梯”前，父亲看光线好，就架起三脚架和相机准备捕捉落日余晖，而我一个人趁他不注意就继续向前，试图去征服天梯了。我轻装上阵，没有十分钟的功夫，就蹭蹭爬到了天梯一半高的位置，这时突然听到父亲从背后大喊，无论如何都不许我继续向上，硬生生把我给喊回来。唉，无奈，我与征服天梯的最小年龄纪录之间，隔着一个操心的父亲。
长城上还有很多酸枣。从秋天刚刚成熟的，到经过一个冬天仍然剩在枝条上的干瘪的，我都吃过。其实这些红红绿绿的小果子都不是很酸，它们果皮包裹的果肉都非常有限，而里面还有个不小的核。平心而论，连走长城时顺手摘其实都鸡肋。但酸枣的刺则是个永远都避不开的拦路虎。
最难忘的是1998年从北京坐京原线火车到山西代县，再蹬自行车去朔州广武。因为当时手头的地图上没有等高线，所以完全不了解这路线其实是要翻越雁门关所在的大山的。结果，我和朋友从代县才骑出来7—8公里就遇到了越来越陡的上坡。没办法，我们只好下来推，一直在大雪覆盖的路上推车徒步20多公里，翻了大山，又顺着积雪的路小心翼翼地滑下山，费了7个小时才到广武。第二天天一亮，我和朋友又开始了新旧广武城和百草口长城的15公里环穿。等到第三天，老乡陪着我们又从广武徒步20公里往返雁门关。这三天加起来走了接近70公里，真是走到脚酸。然而相比之下，我们在广武的山上遇到的那个从未听说过也从未吃过口香糖的羊倌，遇到的因为厕所里不装电灯而“险象环生”的小学，遇到的12岁就要帮父亲在街边招揽洗车生意的小男孩，遇到的已经6岁却从来没在自家过年时买放过鞭炮的小女孩，都更令人心酸。
二、甜
1984年夏天，第一次从范各庄火车站骑车到莲花池，为的是去探索一个叫做“慕田峪”的正在修复的长城段落。父亲骑着他的永久28，我坐在后座上，两人缓慢地在公路上前进着。到莲花池附近时有上坡路，我们骑得很慢很费力。那时，恰逢一辆卡车经过，它的后斗里还装满了西瓜。突然，因为路面的凹凸不平，一个西瓜被颠了出来，落在路中间，登时碎成几瓣。卡车司机浑然不知，开着车翻过大坡渐渐远去。公路上只剩下我们父子二人捡新鲜的落瓜吃。直到我们吃饱继续前进，都没有第二辆车或第二批人经过……今日回想，要是就一直守在那个坑边等着，会不会还能吃到些什么呢？
靠自己努力争取来的甜当然会更甜，比如在大榛峪摘桑椹，虽然被洋剌子蛰了，手背烧烧的，但桑椹真的很甜。同样还有每次准备的干粮，在家里拿面粉、白糖、芝麻炒面茶，这东西可以用热水冲开喝，也可以在没水时抓一把干吃。无论哪种吃法，都比在外面买的甜。
2000年，和几位朋友从密云冯家峪试图穿越到黄峪口。我们在山上宿营了一晚，原本背了相当多的水，但没想到天气炎热，刚到第二天上午，水就喝干了。大家忍着口渴中途下撤，下到山下老乡家里，每个人顾不得姿态，都撅着屁股凑到那按压取水的水井泵前，直喝到肚圆，这辈子真是从没觉得水会那么清甜。
三、苦
八九十年代，我们初爬长城的那十几年里，几乎每逢“五一”、“十一”、春节，不是在长城上，就是在去长城的路上。记得1989年春节，我们谋划着登司马台望京楼。和往常一样，先坐火车托运自行车到古北口，然后骑到密云新城子。春节期间，连大车店都完全没生意，值班的伙计看到父亲和我以及一行人等，觉得遇到了怪人。他领我们进屋，给了我们两壶开水，然后就走了。到了晚上，我突然发现自己床铺正上方的房顶有一个笸罗大的窟窿，是漏天的。于是，那一晚，我是盖着脏被子枕着脏枕头，看着星星睡觉的。第二天起来我发现脸是湿的，原来屋外已经下了雪了。这场雪也导致了完全看不到上山的小路，父亲带我们走到一半决定还是下撤比较安全。10岁的我，以为自己再没机会去登顶望京楼，就站在山坡上嚎啕大哭起来。哭了半个小时，雪也不停，父亲也不改主意，最后只好骑车回古北口火车站。
还有更早的“苦”，1987年12月6日，我第一次冬天去箭扣，一行人开单位借来的121皮卡（人都坐在带篷的后斗里）去怀柔西栅子。那年冬天下雪早，从西栅子村上山的路全是没膝盖的雪，对于9岁的小孩子来说，就差不多是整条腿深。上山打滑自不必说，下山也几乎就是哧溜下来的。回到村口，才发现自己整条棉裤都湿透了，只好找了离路口最近的老乡家（赶巧是当时该村的大队书记孙宝立），说明了情况。老孙热情地让我坐在火炕上烤裤子。回程路上，在皮卡车的后斗里，则是同行的周幼马叔叔搂着我，用他自己军大衣给我盖着腿，否则我穿着半湿的棉裤，腿就该冻成冰棍了。
爬长城最早的“苦”，是1986年第一次夜宿长城，在金山岭库房楼、铺房楼，也就是今日的“将军楼”。那时我们一行七八人，都没有帐篷、睡袋、防潮垫这些装备，每个人只有一件雨衣垫在身下。我是被优待的，还有一个大家共用的脸盆当枕头。盛夏夜，长城敌楼里气温也就是15～16度，而青砖地面更是冰冷彻骨，大家几乎都一夜无眠。夏夜挨冻，终生难忘。
四、辣
1987年1月30日，北风凛冽。我和父亲登青龙桥老站南侧的长城。两人下了火车，因为身上棉服厚重，所以爬上极陡峭的崖壁上的长城显得相当笨拙。到了山脊上，打算喝点水喘喘气，却愕然发现我们背包一瓶2升装的可口可乐已经冻成了冰坨，要先用体温把它捂化才能喝。冬天在山上吹着北风捂冰坨子，然后喝冰镇可乐，绝对刺激。
真正的辣，是1989年“十一”住司马台村老乡家。老乡家晚饭就是棒渣粥配生辣椒。举着一根绿绿的尖椒，咬一口，哎呀，舌头烫到不行。喝一口热粥，糟糕，更烫了！后来发现粥凉一点才能缓解辣椒的辣。不好意思浪费粮食的我，最后喝了三大碗棒渣粥才消灭了那根辣椒……我自此知道自己不是干革命的料。
上图左二白大夫、右二小吴都离我们而去，愿他们在天堂也有长城可爬
有一种另类的辣，是2003年一帮人开了辆11座的依维柯去山西。我们从天镇到右玉，再从右玉到广武，途中走了一段被载重卡车压得破烂不堪的县道。烟尘之中，因为怕迷路，所以派人下车去问站在路边的老乡。没想到，车刚停下来，我们还没下车，老乡自己就追过来，并且推门上了车。咦？原来是把我们的依维柯当成了中巴。旅途的后半程细细留意才发现，晋北当地的中巴车的确基本上都是依维柯。
五、咸
对咸最直接的回忆来自肉咸，每次去长城我们都是背一罐午餐肉罐头或军用猪肉蛋卷罐头。这两种东西都是高盐高热量，防腐剂也绝对不少，但每次去长城如果不带这两样，也就只剩豆豉鲮鱼或武昌鱼了，味道也是一样的咸。这几种罐头的味道，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另一种咸，是汗咸掺杂着血的咸。89年夏天，父亲带我和表哥丁岩、表姐张宴去怀来陈家铺，也是靠火车托运自行车的办法。自行车骑到山沟里，把车锁在一起就上山。等到我们爬完长城准备返程时，发现已经赶不上从八达岭外的西拨子站回程的火车了，只好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回城。我爸骑的是他的永久28，表哥表姐骑的都是26，我年纪最小，骑的是一辆16的小轮车。我们翻过八达岭，骑下关沟，过温泉、北宫门，直骑了将近10个钟头，到第二天早上四五点终于回到了京城。万万没想到，我最后在花园村路口不小心压到了一块拳头大的石头。疲惫之中，我的自行车失控，连人带车就摔了出去。我爬起来，拍干净身上的土，只觉得腿很痛，蹬不动车。父亲觉得我笨手笨脚，甚至可能还有点耍赖的嫌疑。于是一边责备我，一边蹬车牵着我回了家。回到简易楼下家，我忍着痛扛着自己的小车上了三楼。进了家门换衣服才发现，血流了一裤子，原来在我翻滚出去的瞬间，钢制的车闸棍不偏不倚扎到了大腿根，在要害处上划了一道四公分长的口子。为了让这伤口愈合，我在床上足足躺了三天。
最后，1986年去沿河口，从到沿河口火车站到沿河口村唯一的“公交”，是一天一班的解放大卡车。人站在上面，抓着栏杆，会震得虎口发麻。若是想坐在车斗里，会震得屁股发麻。这“麻”，虽不算五味之一，但也值得记上一笔。
上面这些零零碎碎的回忆，都是从我这么一个小孩子的视角出发的。如果让我父亲来写，大概率会有其他故事吧。
长城形态图志
本书是一部深度探索长城的摄影集。作者父子二人将过去几十年实地考察研究长城的丰富积累归纳整理，呈现了各种大众较少关注的长城形态与细节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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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照片不仅囊括了长城的主要地段，还特别收录了长城鲜为人知的隐秘角落，忠实记录了长城面貌的同时，也直白呈现了它们饱经风霜后的状态，愿有更多心灵被触动，目光聚焦于长城的保护，共同守护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