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美人 | 王澍：“新营造法式”重构传统

这个春天，很多人来杭旅游时，都会把吴越文化博物馆列入必打卡的点。从去年开馆起，除了诸多吸睛展品之外，王澍设计的博物馆建筑也成为小红书上讨论的焦点。

从吴越文化博物馆，到3年前的杭州国家版本馆，再到在建中的西安城市新地标“未来之瞳”……王澍和妻子陆文宇的众多作品，正在不断融入我们的生活。

王澍，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当代最负盛名的建筑学家，中国首位拿下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师。 ‍

2022年10月，杭州国家版本馆落成并对外开放，建筑界国际顶级期刊《Domus》向王澍、陆文宇夫妇约稿，并把版本馆的青瓷屏扇作为杂志封面。

杭州国家版本馆的定位是“宋代园林风格的当代建筑”。正式开放前一年，浙江省委文化工作会议提出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强调“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流动’起来、‘传承’下去”。而杭州国家版本馆，无论是建筑体量、技术运用，还是建筑语言发挥，从各个角度看，这件作品诞生在王澍的艺术巅峰，被他认为是获普利兹克奖后最重要的作品。

“这是中国建筑史的重要节点。”王澍非常自信，他把从这次作品总结的经验称作“新营造法式”——一种包含自然、和谐共生、环保可持续以及中国传统等命题在内的建筑哲学。

这套哲学背后，是王澍大半生追求的中国当代本土建筑的原创性。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王澍提到城市发展更新中建筑文化保护的问题。近年来，王澍始终在思考乡村和城市的历史建筑、文化记忆的保存。这些思考，融入在他的建筑哲学中，也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

“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

1987年，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硕士二年级的王澍写了篇文章，题目叫《破碎背后的逻辑——中国当代建筑学危机》。

这篇文章中，24岁的王澍把中国建筑学的大腕儿批评个遍，从第一代的梁思成一直到他的导师齐康。王澍觉得，中国当代建筑的研究，做得“不痛不痒”，“所有东西都是含含糊糊说两句”，这样下去，水平永远停在20世纪30年代。

学生时代的王澍抱臂而立，眼神中透露着狂傲

王澍的导师，时任南京工学院教授、副院长齐康，当时已经有不少重要作品，比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王澍写这篇文章5年后，1993年，齐老师当选中科院院士。这毫不影响王澍的“狂”。

一年后写硕士论文，王澍的题目是《死屋手记》。有必要提一句，《死屋手记》借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名。大学时代，王澍什么都涉猎，从哲学到书画史，从电影到文学。这些与专业课程不相关的学习，后来对他建筑事业影响巨大，比如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

《死屋手记》，东南大学图书室藏

《死屋手记》，从字面理解就够了。王澍把当时中国建筑界和建筑教育比作“死屋”。实质上，王澍批判和痛心的，是当时大家都热衷于追逐西方现代建筑的基本观念，而中国的建筑传统面临断绝。

王澍毕业答辩时，第一轮《死屋手记》全票通过，但学术委员会表决时，最后取消了王澍的硕士学位：“这个学生实在是太狂。”

关于王澍的狂，早在大二的时候就看出来了。当时他公开宣称：“没有人可以教我了。”上世纪80年代盛行反思和批判，但王澍的反思和批判，在当时仍十分激进。

他那时候的一句话，至今广为流传：“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杨廷宝先生是一个，齐老师算半个。”

齐康，王澍的导师，杭州人，中科院院士、建筑学家。上世纪50年代起，参与或主持的建筑作品有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福建武夷山庄、河南博物院、福建历史博物馆等

杨廷宝是谁？他与刘敦桢、童寯、梁思成四人，被称为“建筑四杰”。他们四人都生于1900年前后，同样有留洋学建筑学的经历——除刘敦桢留学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今东京工业大学）外，其他三人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同窗。“四杰”作为第一代建筑师，共同奠定了中国现代建筑学这一学科。

除了梁思成，其他三位都在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任教。齐老师1952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就是三人的学生，曾担任杨廷宝的助手，参与毛主席纪念堂等的方案设计工作。

杨廷宝（1901-1982）建筑学家、中科院院士、教育家，设计作品有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图书馆、北京火车站、清华大学图书馆、紫金山天文台等。他创建了今东南大学的建筑系，培养的中国第二代建筑师，除了齐康外，还有戴念慈、吴良镛等

1981年，18岁的王澍考入南京工学院，5年本科、3年硕士，在那里待了8年。王澍读到大二、大三时，杨廷宝、童寯两位老先生陆续去世。（刘敦桢早在60年代末去世。）

幸好没有缘悭一面，王澍见到了“四杰”中的最后两位，触摸到了中国现代建筑史的起点，有一种衣钵传承的历史意味。

走入园林

“四杰”一代人受的是西方建筑学教育，但他们对中国建筑传统感情深厚。比如梁思成、刘敦桢曾是“营造学社”（以研究中国传统营造建筑学为宗旨的学术团体）重要成员。而童寯对江南园林致力尤深，这对王澍影响极其深远。

晚年的童寯（1900-1983），中国当代建筑师、建筑教育家

“孤独的坚守者”，这是王澍对童先生的印象。

上世纪30年代，童寯业余时间只身一人走遍江、浙、沪几十处园林。在1937年写成《江南园林志》一书，由营造学社出版发行。

童寯《江南园林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这是中国第一本用科学方法论述传统园林理论的作品。

在书中，童寯从园林的历史、境界谈到文学、绘画，将中国传统建筑与传统文化融汇一起。童寯赴美留学之前，就读于清华大学，老师王国维对他影响很深。在《江南园林志》中，他提出了园林的“三境界”，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治学“三境界”异曲同工。

后来，童寯还写了《东南园墅》《造园史纲》《随园考》等关于园林建筑的作品。

沧浪亭测绘图手稿，童寯绘于1932-1937年

中年之后，王澍常常对学生说一句话：“在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园林与文人画、书法一样，属于文人的创作。

从80年代到新世纪，很长时间里，王澍每年春天都带学生去苏州，看园林。有朋友问过他：

“那些园子，你怕是都去过100遍了，干嘛还去？不腻吗？”

“我愚钝，所以常去。”王澍回答。

当年狂到蔑视整个学院、整个中国建筑界的王澍，在园林前如此谦卑。为什么？因为园林里的学问大。

杭州国家版本馆俯瞰

2022年8月底，王澍在杭州国家版本馆做讲座，洋洋洒洒讲了2个半小时，意犹未尽。结束后，有人拦住他提问：杭州国家版本馆好几个门、那么多单体建筑、那么多路桥馆榭，有没有最佳游览路线？

王澍说，这一现象传统园林就有，一说你都知道了：“比如说苏州拙政园，今天的入口本不是原来的入口。原来是从忠王府北门进来，过一座假山，就到了玉兰堂，这才是它原本的路线。现在我们从东边进，顺着一条很长的路线走到西边去，这并不是拙政园原始的动线。”

版本馆一角，楼阁临水

正如拙政园可以变化的观法，王澍说，这是非常中国式的建造思路，包含着一种连续运动的宇宙观。你走进去，就掉入了一个循环往复的的结构，你要去发现这种乐趣。你可以从任何一个点进入，不会影响你欣赏这个园子。文润阁也是一样，是没有开头、没有结尾的。

王澍跑苏州园林，跑过多少次连他自己都记不清，童寯的《江南园林志》，他一步一步、一遍一遍用脚感受过。

艺圃园一角，腊梅盛开

苏州园林众多，王澍最喜欢哪一座？不太有名，艺圃园。在桃花坞街区的一群老房子中间，艺圃园的门脸和一般民宅无异。90年代王澍去的时候，门票只要2块，游客少，是周围大爷大妈喝茶的地方。

王澍为什么最喜欢这？“这是苏州园林中最‘宋代’的。”园林建于明代，主人是文征明的曾孙文震孟。在王澍眼里，这座园林是来自宋代的山水——

一个比例过大的茶室、对面对着一座山，山下有小亭“乳鱼亭”。“园子很小，气场很大。我一看就看到了宋代绘画、传统园林的‘小中见大’‘大中见小’。”

再看杭州国家版本馆，一座山、山下一个主书房、一个水榭，建筑语言的传承和艺术源泉在这里。

版本馆一角，春梅盛开

除了园林，山水画也是王澍建筑语言的源泉。王澍的所有建筑作品里，都能找到山水画的对照。比如宁波博物馆与李公麟的《山庄图》，象山美院与夏圭的《溪山清远图》，临安博物馆与李唐的半边山水，版本馆和董源的《溪岸图》，等等。

王澍把中国园林形制、中国画，乃至中国文人“乐山乐水”的精神融为一炉。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与王澍的富春山馆

杭州有西湖

1988年，王澍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准备去广州美术学院执教。广美的系主任答应王澍，来广州，一年之内让你骑上雅马哈（当时流行的摩托车品牌）。

王澍从南京上火车，路过杭州，顺路到浙江美术美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看望朋友，聊了一晚上天，抽了四包烟：“留下了，不走了！”王澍决定留在杭州的浙江美术学院。

王澍是天生的文人，不是孔孟那种，是“雪夜访戴，乘兴来、兴尽归”的王徽之那种，是奔放的徐渭那种。

青年时代的王澍（右）与刘家琨

杭州吸引王澍的因素之一，是西湖。雅马哈败给了一晚上的艺术和哲学，败给了西湖。从此，广州少了一位骑雅马哈的艺术家，杭州多了一位爱在西湖边走路的艺术家。

杭州国家版本馆的建造是命题作文，要以“现代宋韵”为核心，以“宋代园林”为风格要求。如何诠释这一要求？宋代的园林，我们今天是看不到的。王澍说，苏州园林都是明清的，宋代绘画中翻遍了也找不到完整的宋代园林。

但是，“实际上隐隐约约感觉到还是有根据，就是西湖。”直接向西湖学习！因为西湖是宋代建设起来的。

《西湖图》南宋李嵩（传），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西湖是关于城市和山水风景的完美案例。王澍指着南宋的《西湖图》说，湖滨一带自古繁华，你听得见喧嚣，但你看不见城市。城市完全与风景融为一体，1000年后的今天变化也没有很大。

“中国人对文化特别讲究，把自然放在第一位。”这是古典园林的设计思路，也是山水画的绘画思路。人居住和活动的空间，应该有山水、鱼虫、草木，人应该生活在自然中。这样的环境里，无论月圆之夜还是风雨之夕，都别有风韵。

中国美术美院象山校区一角

从世纪之交开始，王澍的时代到来了。2002年，时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把700亩地交给王澍，建造美院象山校区，没有具体的建造要求，而是写了三首诗，朦朦胧胧。王澍最终以建筑作回应，算是对三首诗的回复。“有点像以前文人的互相唱和。”

2007年工程完工后，许江写了一篇手记，引用柳宗元山水小品文《永州龙兴寺东丘记》的一句话：“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许江说，“中国园林的要害处，正在于‘奥’与‘旷’相为交替的经营，使之各尽其妙。”这是对象山校园的描述，也是对王澍的建筑语言的肯定。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

盘点王澍最重要的作品，中国美院象山校园绝对排在前面。20年过去，象山校区被列入“‘二战’后全球最重要的25座建筑”，同时上榜的还有悉尼歌剧院等。作为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迎接大一新生入学，第一堂课上他说，象山校区是一部 “字典”，在这里，同学们可以看到王老师的建筑语言的每一个“字词”。

多年前在西湖边，王澍看到了园林、山水画，看到了他所追求的东西。这种东西叫“建筑语言”。

从象山校园到宁波博物馆、富春山馆、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杭州国家版本馆等一个个代表性作品，王澍要做的是用新的建筑语言“重构中国本土建筑学”。

宁波博物馆。这一作品中，王澍吸取了江南传统庭院的空间布局等传统元素。

中国的建筑语言

接到象山校园设计任务的前一年，2001年，王澍第一次出国展览，在德国柏林，现场有个德国人说了一句话，对王澍触动很大：

“我觉得你们都做得特别好，你们中国青年建筑师和欧洲青年建筑师设计水准是相当的。但为什么建筑内在的原型，都是我们西方的？”

王澍如今记忆犹新，“也就是说，不管你怎么表达，骨子里说到语言这个层面上，你说的是英文，说的是欧洲的语言，你说的不是中国话！”这就是中国建筑的“百年之痛”。

王澍和陆文宇在工作室

也是从2001年开始，王澍和同在中国美院建筑学院任教的妻子陆文宇一起办了个实验室。

杭州国家版本馆中，15米高的夯土墙、青瓷屏扇等亮点，都是实验室里不断实验出来的。比如夯土墙，土和水都是“自然的材料”，同时泥土以明露的方式暴露在外，墙面上并不刷大白或者贴砖瓦，就是“真实的建造”。

王澍杭州国家版本馆设计草图

夯土墙纯用土和水做成，寿命可以达上千年，运用了法国诺奖得主的材料学研究成果。为了得到这一技术，王澍三次飞往法国拜访。早在建造象山美院“水岸山居”时，王澍就大量使用了夯土墙，在当时，那是亚洲甚至世界最大规模的使用。2016年，全球第一届生土大会召开，王澍被邀请担任评委会主席，这是世界对他的认可，也是对中国当代建筑的认可。

从当年大学里涉猎的哲学、书画、文学，到园林、山水画，再到民间工匠、古村落民居，这些都成为王澍的建筑艺术的源泉，最终形成这套建筑语言体系。再比如“现代语言之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索绪尔把语言看作符号系统，关于建筑语言怎么搭建，索绪尔给了王澍启发。

王澍《造房子》，浦睿文化，2016年出版。列入豆瓣热门设计图书TOP10。

如果把建筑作品比作一本叫《中国建筑语言》的书，象山美院是1.0版，杭州国家版本馆就是2.0版。20年前的象山美院是一个试验场，20年后的杭州国家版本馆是集大成之作。

王澍说，中国建筑语言体系中的夯土、木结构等，在西方今天越来越成为主流，西方建筑师已经尝试用木结构营造高层建筑了。中国的建筑语言，也成为世界的建筑语言。

回忆上世纪80年代在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研究生课程表中有人体素描课，“这其实是欧洲巴黎美术学院的教育体系。”很长时间里，中国建筑师在不停复制西方建筑语言，同时，保留着本土建筑语言的民居等在迅速消失。这让王澍很痛心。

在王澍的建筑理念中，如何创造性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既包括建筑传统，也包括哲学、文化和艺术的传统，最终以中国的建筑语言呈现当代、着眼未来，是一个核心问题。

“那什么是中国自己的建筑语言，在当代怎么传承？这是我们要一起探讨的问题。”王澍给建筑系研究生上课，如是说道。

“普奖应该给两个人”

获普利兹克奖之后，王澍回母校看望老师齐康。对于当年“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的说法，他改了一下：齐老师是一个，自己是半个。

谦逊了一些，但不多。不多还是因为他对中国建筑语言的坚持，谦逊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妻子陆文宇。

陆文宇是王澍的大学学妹，两人相识于校园，又同在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工作，风雨数十年，他们共同完成了象山校园、杭州国家版本馆等重要作品。

王澍在普利兹克奖颁奖典礼上，2012年

婚后的第一个7年，王澍很多时间用来看书、与劳动工匠打成一片，或者在西湖闲逛，只偶尔接点零活。“说起来，那7年主要靠她的工资在养我。”

陆文宇对王澍的帮助，更多的是心性上的培养，她让王澍变得平和、圆润，不再那么锋芒毕露。1997年，王澍回南京参加母校80周年校庆，当年的一位青年老师见到他，说：“王澍你变化很大，一点都不酷啦！”

“我原来是怎样的？”

“当年你在东南（大学）的时候，每次从走廊走过来，我们都感觉不是一个人走过来，而是一把刀走过来。那把刀是带着寒风的，大家都会不自觉地避开。”毕业十年，这是别人眼里王澍的变化。

王澍与陆文宇

心性变化了，手底下的建筑就变化了。2007年象山校园建成，陆文宇站在其中，说：“别人不喜欢它很难了，因为它有很温暖的东西，让你会爱上它。”直到此时，王澍才发现自己身上确实发生了蜕变。

除了心性上的改变，两人在工作上也是黄金搭档，王澍离不开陆文宇。不管是讲座、采访还是工地现场，王澍都希望“陆老师”和他在一起。在很多场合，他反复声明，当年的普利兹克奖应该颁给他们夫妻两人。

在王澍的那些创作中，陆文宇总是不可或缺。比如杭州国家版本馆的青瓷屏扇，从结构到颜色配置，是陆文宇完成的。

南宋马远《华灯侍宴图》（局部）画中宋代建筑的门扇样式，是版本馆青瓷屏扇门的灵感来源。

青瓷屏扇是一扇扇竖着的、可360°转动、可拆卸的门，一排高大的屏扇门立在那里，无论什么角度、无论晴天雨天，都十分好看。门扇外形的灵感来自马远《华灯侍宴图》——今天在民居依然能看到类似的门。馆内251樘屏扇由7万片青瓷片组成，青瓷的颜色是梅子青。

“梅子青”是南宋龙泉窑创制的青釉品种，既是宋代的技艺，又是浙江的文化符号。“现代宋韵”如何破题？就是用梅子青，这是整个杭州国家版本馆最亮眼的设计，也是游客拍照打卡最多的地方。

版本馆一角

从杭州国家版本馆的“现代宋韵”出发，王澍总结了“新营造法式”。

北宋李诫编写的《营造法式》革新了当时的建筑业，成为新的标准。从师法自然等中国建筑语言，到夯土墙、青瓷屏扇等前沿技术，王澍都有信心版本馆能够作为反映今天这个时代的作品，流传下去。

在“新营造法式”中，他提到了城市化的问题。版本馆西门外，王澍做了4米深的挑檐，除了能保护夯土墙免受雨水冲刷，王澍希望它也能为人们遮阳挡雨。春秋时节，还可以摆几张桌子，供人喝茶喝咖啡。

因为西门外将规划良渚博物馆二期，会有一系列公共建筑，“西门直接面对的是热闹城市。”在王澍看来，城市、建筑、园林三位一体，建筑融入到城市的规划中，这才是“中国的感觉”。

人才的培养

从2003年中国美院正式设建筑系（后改为建筑学院）算起，王澍在这里从事建筑艺术教育已经23个年头。每年秋天新生入学，济济一堂，作为院长的王澍都会上台讲话，给他们留下久远的印象。

美院的一位学生回忆，2012年得普利兹克奖的消息传来，那天早上，象山校园飘起了鹅毛大雪，“颇具某种象征意味”。在学生看来，王澍试图为中国当代建筑开辟一种新语言，在这一努力中，他需要保持一种“叛逆者”的姿态。

象山校园的瓦山，又叫“水岸山居”

此时的王澍，如果以古人来类比，不再是王徽之、徐渭这种任诞、狂放的形象，他更像是韩愈、欧阳修或“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试图“起八代之衰”。在复古的外衣下，王澍在谋求创新，成为建筑史上的改革者。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王澍放弃了很多。在探索中国当代建筑语言的革新的同时，他无暇他顾，这也许就是王澍的历史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讲台下的同学们，将承担属于他们的使命。

王澍给学生上课

王澍30多岁的十年基本上没活干，整天除了逛西湖、看书，就是到工地上跟工匠们混在一起。当60多岁的王澍回忆起这段时间，他觉得庆幸。

“我选择不干活，干点零活，不去同流合污。”对20岁的建筑系新生们，王澍说，希望他们做有自由精神、原创精神的设计人才，而不是去抄袭、复制，去为稻粱谋。

“向社会妥协的、半推半就的挣钱项目，我一次也没做过。做一次脏了手，是洗不干净的。几十年里我没做过让我心中不安的事情。做建筑师、艺术家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志向和品格对你的深刻影响。同学们心中要记得这句话，也许将来你为了现实会做这样那样的妥协，但不要忘了老师这句话。”

他告诉学生们，你们要坚持自己，艺术设计不是服务业。“当年我们班同学，后来被称作大师班，每次老师打完分，我们都跟老师论辩：‘我绝对很好，为什么给我打这个分数？’你们也要敢于坚持，从一年级开始坚持，敢于跟老师论辩，你们可以把老师看作将来的甲方。”

王澍与2023届硕士毕业生合影

他对历届学生都说过类似的寄语。他的学生毕业后投身建筑行业，多年后回忆起老师王澍的话：“毕业后工作、创业，让我越来越佩服他了。”“在中国设计界，他就像《让子弹飞》里姜文说的那句话：站着把钱赚了。”

对今天的王澍来说，比设计作品更重要的是人才培养、理念的传承。2025年起，王澍和陆文宇受邀担任莱斯大学客座教授，每年春季学期给建筑系研究生开课。来邀请王澍的时候，莱斯大学的院长说，建筑系教学楼这一历史建筑的改造，就是由王澍的两个学生完成的。王澍曾在哈佛大学担任“丹下健三客座教授”，他们是当时哈佛的学生。这个理由说服了王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