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葛亮：香港的城市神话背后，藏着生命的弹性

（图/《花样年华》）

影视剧里的香港，总是奔走在时代前沿，它商业化、快节奏，让人一刻无法停歇。身为学者，葛亮不仅看到这座城市的这一面，也关注它的另外一面。在他的小说里，有无数个活跃在市井之间的个体，他们的命运浮浮沉沉，再大的浪潮似乎也无法将其击倒。

✎作者 | L

✎编辑 | 桃子酱

2000年，作家葛亮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前往香港大学攻读硕士，接着是博士。依照常理，生活环境的转变，或多或少会带来一些不适应。但葛亮并无太多这样的感觉。读书那几年，他在西环到上环一带活跃，“那是香港最为古典、最有烟火气的区域”。

沿着许地山、张爱玲等前辈的足迹，他感受着那里独有的人文气息。作为一个南京来客，他反倒在异乡生出些“衔接感”。不过，回溯这些往事，葛亮也说，如果当时一下子就把他抛到中环，到国际化的公司做白领，那估计他也会感到些微突兀。

影视剧里的香港，总是奔走在时代前沿，它商业化、快节奏，让人一刻无法停歇。身为学者，葛亮不仅看到这座城市的这一面，也关注它的另一些面向。在他的小说里，有无数个活跃在市井之间的个体，他们的命运浮浮沉沉，再大的浪潮似乎也无法将其击倒。“这正是香港迷人的地方之一，在城市神话的背后，有许多种生命的弹性。”葛亮说。

（图/《岁月神偷》）

葛亮提笔写下他们的际遇流转。中篇小说《飞发》就是如此，它讲述了“乐群”“温莎”两家理发店及其主人的故事。两代人，一个行当，一座城，被葛亮勾勒出来。

那些故事，是他在北角收集到的。“北角是香港重要的移民区域，早期叫‘小上海’，后来闽越人来此定居，又被称为‘小福建’。到那处走一走，就能看到，存留的文化里，既有包容，也有碰撞。”

在北角，葛亮常去一家老式上海理发厅。修剪头发时，师傅常会与他交谈。葛亮不想把那个过程形容为“采访”。他觉得，那样太过冰冷，听师傅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娓娓道来的感觉就很舒服”。

他从师傅口中听过很多鲜活的人生故事，“我内心非常愉悦，因为你感受到的并不是一个人用器具在你头上作业，而是有一座非常重要的桥梁，连接了两个相异的生命个体。”葛亮希望用小说讲讲那个年代，也写出人生的况味，便有了《飞发》。

收入《飞发》《阿德与史蒂夫》《泥人尹》等作品的中短篇小说集《飞发》入选“2024年度南方好书”。为此，《新周刊》记者对葛亮进行了专访，聊了聊小说，也聊了聊他在香港的生活。以下为访谈实录。

《飞发》

葛亮著

花城出版社，2024-4

不同的文化因子，会在某个节点相遇、碰撞和衔接

《新周刊》：在《飞发》的开篇，你写“这些人的天地衔接古今中西、世相万物”。小说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

葛亮：这篇小说中，理发更多的是一个载体。作为一个匠种，它的工艺性可能不是那么强，所以小说也就围绕着社会性展开，毕竟，这是我们的日常所需。

在这之中，包括一些技艺的传承，也能联结整个社会的脉动。就像发型的审美，从不是一个独立性的意识，而是随着整个社会发展的。在宏观的社会场景之下，飞发也就成了日常的审美载体。

这篇小说表面上是围绕两个理发师，实际上是在呈现香港，它可以是一个器皿，当中有不同的文化因子，上面所附着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会在某一个节点相遇、碰撞和衔接，进而产生新的文化变体。

位于香港彩虹村的上海华丽理发公司的师傅。（图/Facebook@上海华丽理发公司）

《新周刊》：在《飞发》中，你写道：“香港就这一点好，交易都在明处。哪怕中间有情，都是实打实的，没有一丝虚与委蛇。”在香港生活、工作这些年，你觉得这里在人情交往上和内地的显著差别体现在什么地方？

葛亮：毫无疑问，香港整个的城市建制，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这确实是一个典型的、在所谓资本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形态。它是个法理社会，与费孝通先生讲的礼俗社会不一样，这里较少地依附血缘和地缘。它的主要依据是契约，这也就导致，它有着简洁明快的一面。

当然，香港社会还有另外一面，因为它也是移民社会，就像北角那样的地方，还有比较浓重的礼俗社会的特征。两者在香港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既多维、在不同社会层面也行之有效的原则。在这里生活，我的体会是，这种系统下，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心里的安居之处。

（图/《大时代》）

《新周刊》：在小说里，你用了很多笔墨来讲整个时代的发展，比如用了一些数据来表明经济、就业和消费等。在那样蒸腾的时代里面，普通个体也是受益的，你觉得那时人的精神状态如何？蒸腾之后覆灭，这种对比，对人的冲击体现在哪些方面？

葛亮：在香港，人和时代的脉动牵连是非常紧密的。房地产、金融这类产业，使得香港的经济发展既是一日千里的，又是跌宕起伏的。有部电视剧叫《大时代》，就讲了许多有关本地经济发展的内容。后来还变得很有意思，但凡《大时代》重播，香港的股市就一定会有很大的震荡。其中郑少秋饰演的角色名叫丁蟹，所以这种震荡在坊间被称为“丁蟹效应”。这种个人和整个城市之间的起伏关联，也是我想在小说里表达的。

另外，我想说的是，香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最后才构成了共有的城市神话。那个梦想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而改变命运。罗文有首歌叫做《狮子山下》，即以此为主旨。所谓“狮子山精神”，就反映着与命运搏斗的命题。这种博弈，必定有输有赢。和时代博弈失败的人，倒也能接受原来的状态，回到原初的位置，去追求更实际的生活。这种能屈能伸，是了不起的生命特质。

（图/《大时代》）

《新周刊》：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例子可以分享？

葛亮：我在小说里写过一个细节。就是庄师傅的店里，一张最普通的理发椅，大概要400块。这几把椅子的价值，当年是可以在香港买层楼的。庄太太说，如果选择买了楼，现在楼市这么好，他们放租出去，从此就不用再开店为生计奔波了。但庄师傅听了也只是就笑一笑，说还是喜欢工作，这和他自己的境遇没关系。

你就可以看到，其实每个人都在博弈，机遇在每个人周围存在。一个人在当时的选择，也许现在回看会有些唏嘘，但是从他的角度来说，就是安之若素的，因为他不后悔。这就是这个城市带给每个人的生命弹性，它的文化张力是巨大的。

匠人的境界体现，是“人化于器”

《新周刊》：小说中，你展现了很多手艺人的细节，比如，“庄师傅剪头发，不用电推，只用牙梳和各色剪刀……无须思考的动作，像是本能”。这些传统手艺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你怎么理解这种坚守？

葛亮：我当时在做一系列有关非遗的课题。我一直在思考，匠人到底是什么？

我们总是讲，匠人是通过自己做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去传承某些东西。其实他们还挺自洽的。在日本，有一个大工匠叫小川三夫，他专门修复大型木建筑，包括宫殿、佛寺等。他完全不依赖于机器作业，这是基本原则。跟他学徒的时候，学习过程中甚至不能用手机。他说，用人手、刨子去和木头接触的过程，会感觉到自己进入树木的生命肌理。这个话对我的启发很大，我从中感受到了“人化于器”的这种关系。飞发也是一样，理发师通过器具去完成自己的技艺，同时又将自己的生命经验置入手下的器具之中。

上海华丽理发公司于1964年由祖籍上海的徐在兹在香港北角创办，后迁到彩虹村。（图/Facebook@上海华丽理发公司）

《新周刊》：小说里还有一处，“一个飞发佬的儿子，却去了别人那里剪了头发，并且是他从未操刀过的发型”。这样的举动某种程度上涉及老师傅的尊严。你觉得他们在与时代的碰撞时，心境如何？

葛亮：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代际问题。年轻人总有自己的思维，也有相对叛逆的一面，需要新鲜感，上海理发店进入香港时，代表的是高端、时髦，年轻人当然会向往。另外，我觉得还存在价值观问题。这也就导致翟家两兄弟的人生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审美上，这种对于风尚的不同理解，既关乎代际，也关乎价值观。小说最后，翟康然用所师傅教的技艺，为自己的父亲临终前剪了最后一个头。我想呈现一种和解，也表达一种百川归海的感觉。

香港一家上海理发店内景。（图/ourchinastory.com）

《新周刊》：你完成这篇小说其实有些年头了，现在回头看，有没有新的感受？

葛亮：香港社会中，有撞击也有融合，最后还会出现文化变体。我觉得这是这座城市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事情。我在写作上也是一样。我一直觉得，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髓所在，但是我希望把它放在一个新的语境里表达。这也是时至今日我回想起来，这篇小说想呈现的内容。

迥异的书写对象，分外精彩的人生

《新周刊》：《阿德与史蒂夫》讲的是偷渡客的故事，你为什么会关注这个群体？你觉得他们身上有什么特质？生活中你是否接触过类似个体，有没有让你觉得难忘的互动？

葛亮：刚才讲到，香港是一个大型移民城市。有些移民是合法的，有些则处在灰色地带。在香港，偷渡客曾被称为“督卒”。你能看到，一方面，阿德生活得非常艰苦；另一方面，他又有他自己的一种自在。他在一个熟悉且相对封闭的社会体系中，还有人生希望。

借这个群体，我也希望表达香港作为城市的包容。这种包容力是在不同的现场、不同的角落、不同的位置、不同的空间之中，每个人都可以安放自我。不过，社会终究有自己的运行规则，所以这些个体也有时候不得不去遵从规则。这或许有点无奈，但是在阿德身上，我们还是看到了生而为人的痛与快。

在电影《甜蜜蜜》中，黎明和张曼玉扮演两位香港新移民。（图/《甜蜜蜜》）

《新周刊》：《泥人尹》这一篇也是写匠人，与你之前所写的《瓦猫》似乎有共通之处。你经常描摹这些匠人的处境，你觉得最可贵的部分或者说最让人珍视的部分是什么？

葛亮：在接触他们之前，会对他们有一种想象，不免就会在内心产生一种挽歌式的表达。但深入生活之后，就会发现，他们内里的复杂性。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木雕造像老师，后来，我把这个角色写到了《灵隐》这部小说里。他儿子在普华永道工作，我就问他，会不会觉得后继无人？他说：“我做好眼前的事情就好。”有些研究机构在跟他合作口述史，还有学者、专家用技术手段为他的作品建模，在未来可以精准复刻。因此，他并没有什么遗憾。他有句话说得很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匠人，不可能总是以现在的方式去衡量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