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不掉的万寿路72号里院

昨夜梦里又回到我的故乡——台东区万寿路72号里院。哦，现在台东区不在了，划归为青岛市市北区啦，而且那个72号，我曾住过40年的院子已在上世纪的97年拆掉了，但是她永远留在我的心中。万寿路72号里院成为我的乡愁，也是我们曾经在那居住过的几代人的思念。

一

万寿路72号院子的大门在台东一路和台东二路之间，坐东朝西。进去大门洞往左首是北院，右首是南院。两个院子布局一样，都是二层的楼，西侧是带厦的走廊，东边走廊没有厦，而且每层的男女厕所都在东边。这个楼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建的，当时之所以这种设计我想是有等级区分的，高等住户住西边，低等住户住东边，就像现在的住宅一样有住南边三居室的，有住北边两居室的。当年住西边的房间也比东边的大，而且临街可以看街上的光景。

我们家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从南仲家洼搬来居住的，万寿路是条沙石路10米宽，从台东一路往北一直通到台东八路大约有五百多米长吧，我家住南院西边两间房，临街的两个窗户正对着华美旅社东边的房间，彼此可以看到各屋的人，敞开窗子可以说话。

二

我在这个院里度过了初中、高中、大学十年的时光，它就像含在嘴里的糖一样很快就化了。

1961年大饥饿的年代，我大学毕业了。我躲过了被分配到大西北的命运，被照顾到分到鲁西北地区，一个人口不足50万的小县城工作。我只所以被照顾，事后听我班党支部支书讲，他专程到我们院里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院里邻居们和居委会的人都说我是个老实孩子，父亲是工人，母亲是街道小组长。支书回校后向系里汇报我的情况，系里主宰分配的人说，小蒋家庭出身好，年龄在班里最小，照顾他留在山东吧。现在想想，我真得感谢72号大院的邻居们和居委会的好心人。

我被分配去的那个小县城当年因大涝一片泽国，火车站附近天天都是逃荒的灾民。真像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诗所写的“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那里没有山，却有一汪黄水，我在那里整整呆了二十三年。这段日子里，我把8岁的儿子送到万寿路72号大院陪伴老妈，孩子每天提着小水桶从楼下往家提水，陪着奶奶去排队买粮、买菜、买辟柴。院里的邻居们家家伸出热情的手帮扶着这一老一小，这些恩情都刻在我的心中。1975年在院里当民警的邻居帮助下，儿子的户口从县城迁到青岛，这在当年是一件极难的事，竟然办成了，儿子是青岛人了，接了我的班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回到了家，有妈有儿在那就是我的家，我永远的万寿路72号……。

三

1963年父亲被查出患了麟状上皮癌，去天津托叔叔找了个外国专家做了手术，回到青岛后卧床不起，我和当护士的妻孒赶回去探望，一天妻子给父亲清洗创口换药时，父亲问我能不能调回青岛，我看着父亲那削瘦的病容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说，我正在努力办着这事，还得待一段时间。父亲说，早点办成，晚了怕我等不到那天了。我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事，又不得不撒谎，心中如同刀绞忙扭过脸去……。

196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接到母亲的电报，父病危速归。我第二天早晨忙乘火车往家赶。到家已是下午三点，母亲说，你爹临走前一直含含糊糊的叫着你的名字，两眼一直盯着桌上的座钟，两点刚过就合上眼睛走了……。我跪在父亲遗体旁握着他已凉的手泣不成声，耳边响起父亲的声音“早点办回来，晚了我等不那天了”。

父亲在万寿路72号走了，父亲葬在错埠岭的虎头山下，下葬时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在万寿路72号送走了我的父亲，当我临回那“凄凉地”地的前一天，又去父亲墓前告别。我对父亲说，迟早我要离开鲁西北。

开往北京的39次列车21点准时发车，车轮启动按惯例《彩云追月》的乐曲响起，我望着车窗外的万家灯火，想起母亲在窗前目送我的情景，就似车轮在我心头滚动……万寿路72号我的家，你的儿子要去他工作的岗位上，为那里的父老乡亲效力去。

四

1967年夏天，我工作的那个县武斗正酣，县革委副主任逃往青岛，被造反派捉回去当天被打死。我工作的政法系统也被冲击，我便回到青岛住了两个多月，这也是我最惬意的时光。当时院里上班的人大都赋闭在家。我同院里三个邻居一起玩地很嗨，一位是楼下王师傅，他自称是青岛造反司令的师傅。他嘲笑这位靠造反起家的徒弟说，这小子纯粹就是一个彪子，他去当权派办公室档案橱子贴封条，不是贴在两扇门缝上，而是贴在门边荷叶上。人家等他走了后，偷偷打开橱门，把材料全搬走藏起来了。

王师傅住在大门洞隔出的一间房子里，老家是平度的。他四十出头，四方脸有点络腮胡子，平日少言寡语，但心灵手巧。王师傅是八级钳工，家里的铁床、烟筒、炉子这些铁匠活自已做，还会木匠，家里的桌椅板凳也出自自己的手。

除了王师傅之外还有我隔壁杨大哥，他在区粮食局做人事工作，运动开始也不上班了。还有一位是原新兴肥皂厂老板的儿子世伟哥，他刚从部队复员在家等待安排工作。我们四个人像小孩子似的一早骑上自行车，来到明霞路就上了山。

王师傅沾的知了最多，他摸蛤懒也是高手，边摸边介绍窃门。陈世伟哥当过兵，高大魁梧，身体素质相当好，上树摸鸟蛋是把好手。我们从太平山到湛山，来到在海边捡海藻，可以拿回家打凉粉。我们在海滩上挖蛤蜊、找蟹子窝，世伟哥还时不时地脱下衣裤下海扑腾一会儿。杨大哥白白胖胖，斯斯文文地，一起忙活的时候还不忘拿出烟斗抽一口。

我眼神不好，便跟在王师傅身后，学着他的样子去识别哪是空眼窝，哪里有蛤蜊。我们被太阳炙烤着，一点也感觉不出热，长时间蹲着也不觉得累，干的十分投入，专心致志。

傍晚回家，满载而归。剩下的任务就由王师傅家大嫂子去处理了——洗蛤蝲、炸知了，老爷们就各自提暖壶去三路开茶炉的店铺打散啤酒。酒场就在王师傅家，王家的嫂子是卷烟厂的工人，热情好客，人很贤慧。他们家房子空间不大，嫂子给两个小姑娘拿点吃的打发出去玩，就开始伺候我们。我们一起在王师傅家里，酒足饭饱以后，便出门来到街上，在华美旅社东便门的路灯下乘凉聊天，山南海北地吹到半夜才各自回家。

前几天，在手机一个《公众号》上看到有人写到青岛大嘴炉包的文字。这又让我想起在市场楼东门，台东二路与福寺路交叉路口南侧有家饭店当年卖大嘴炉包，皮簿馅满张着个小口，黄黃油油的底皮那叫一个香呀，这家店还时常卖炸扁囗鱼，当年哈着栈桥白干就着炸鱼吃着炉包，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

我们吃着、哈着、冷眼看一帮傻B忙着造反，闹革命，好笑的很。

不怨俺不工作当逍遥派，工厂停工闹革命，学生停课去串联，机关没有工作干，不玩干啥去？

五

1979年的春节是我与母亲过的最后一个年。节前我回到家，二姐正巧在家中，她告诉我母亲这一冬天咳嗽不止，送她去医院看了大夫说是肺气肿引起心衰。我看见坐在床上披着被子的母亲一阵心酸，第二天我发电报告诉妻子，她急忙带着输液的药和口服的药回青岛，这样维持到正月十五后的第三天母亲走了。至此，我在万寿路72号送走了我的双亲，留下了年仅16岁的儿子一人生活、读书，也留下了我对大院的无限牵挂和思念。

这一年的三月份，我工作的县法院人事秘书通知我跟他去院长办公室，一进门院长十分客气地让我坐在他对面又送我一支烟说，你工作这么多年怎么没申请入党呢？我苦笑着说，院长有所不知，四清期间我写了一份申请书，说我刚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需要锻炼考验几年，以后又接上文革我被牵到牛棚关了半年……。院长说，秘书去你青岛家里搞了政审，很好嘛。秘书接着院长的话茬说，我去了你楼下街道办事处，一个女同志说，你父亲是老工人，你读中学时就和你家是邻居，是个老实孩子，我又到你院里了解其他邻居，有个老太太主动对我讲，蒋家这孩子我从小看到大，是个懂规矩又孝顺的孩子，他媳妇探亲来俺院里的时候，谁家有事也热心帮忙，这是俩好孩子。最后，院长说你再写一份申请书，我们研究一下你的组织问题。四个月之后我这个曾经的臭老九，当上了共产党员，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七个月以后的事。我心里想，万寿路72号的邻居们也是我政治生命的助产师。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