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斗》(Duel,1971)剧照。

要知道现代人对机动车及其驾驶思考到哪儿了,可以回到书籍中寻找答案。其实除了驾驶指南,把驾驶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加以专门观察的专著是稀缺的。近年来社会科学将其纳入了研究范畴,这是因为机动车是一项技术、一件消费品、一个生产工具,研究者能在技术社会学、阶层与社会变迁、劳动过程等课题之下对驾驶开展实证观察。驾驶行为本身只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副产品,这就需要读者从书中将散落在各处的,有关驾驶沟通问题的文本找出来。

本文所选三本书——《驶于当下》《驶向现代性》和《大卡车》——均为近五年出版。其中《大卡车》为译著,英文原著系2016年出版。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3月14日专题《机动车的道德状况》B04版。

B01「主题」机动车的道德状况

B02-03「主题」不只是物:机动车人格的诞生

B04「主题」机动车,请文明回答

B05「文学」《轨道》:因出版缺陷而被冷落的小说

B06-B07「文学」《雅各布之书》:在启蒙与后现代之间构建当代神话

B08「访谈」对话李沁云:咨询室里的“表达”和“沉默”

撰文|罗东

《驶于当下》:请关远光灯


《驶于当下》,徐前进著,也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9月。

以下两种遭遇,大概是每一个驾驶者都熟悉的:夜间,非高速路,碰上对向车辆一直开着远光灯;不小心或者不知为何“得罪”了某辆车,被其追赶、被其别车。在《驶于当下》这本个人经验的阐释之作里,历史学者徐前进就讲述了他的这两种经历。他把他本人作为研究对象,从学车、购车、开车和报事故保险等一连串个人体验中思考现代技术问题,开车是其中一部分,而我们知道,只要上路就或多或少会遇上一些不愉快,也因此接下来他的遭遇和回应又具有某种普遍性。

第一件事是发生在某天晚上6点。他开车回家,对面来了一辆车,据他推测当时两车相距约200米,这辆车开着远光灯。不过他并未说明这是否为高速路,若是高速路,在车辆少的情况下是应当开启远光灯的,到会车时再作切换,改为近光灯。当然200米以内无论怎样都该准备切换了。当时,“我的前方白茫茫一片”,作者被晃得已经看不清路况。他“左手握着方向盘下方的灯光控制柄,连续变换近光和远光模式”,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闪ta”,这个做法就是提醒开启远光灯的驾驶者请关闭远光灯。不料这个文明破坏者并没有切换。作者随后就采取了一种被他称为技术化对抗的方式:把车停在路上,也开启远光灯,对着照射对方车辆,以此表示不满。不得不说,这种对抗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万一车速过快,在彼此都看不清的情况下,发生了碰撞或其他意外怎么办?替作者捏了一把汗。幸而对方最终在50米处的地方变换为了近光灯,一场短暂而惊险的博弈就此结束。让我们再次谴责此种不顾及他人而开启远光灯的做法,用作者的话来说,这样的驾驶者“忽略了灯光的公共性,完全沉浸在个体化的视觉中”。

第二件事是遇上了一场比较微弱的“路怒症”发飙。当天,作者急刹,由于踩刹车和离合两个踏板时,双脚节奏和力度没有配合好,导致发动机直接熄火。他之所以急刹,是因为有两个行人在非斑马线的地方过马路,俗称“鬼探头”。此事也需要看整个道路设计和当时的路况。问题不在这儿,而是紧接着后面的一辆车被迫也停了下来,不停地按喇叭。作者从后视镜中看到了对方的急躁和愤怒,赶紧转动钥匙重新点火,刚起步,后面的这辆车就急加速,超过他的车,开到前面后又并线变道。他不得已再次刹车。这个时候对方“路怒症”其实已经初步爆发了,将本来无关紧要的“意外”和情绪无限放大,不断将其问题化,只不过程度较轻,假如作者一气之下没有刹车,而是加速从旁边追上去,也去别车,如此你追我赶,僵持不下,严重则以冲撞了结。这是不敢设想的。

《驶向现代性》:

车队的“违规”和信号


《驶向现代性》,张珺著,席煦译,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

“他们没有看到我的车灯在闪吗?他们没有看到这儿有一个车队吗?是个人都看得出!”

这是人类学者张珺在《驶向现代性》这本书中重现的一段话。本世纪头十年,她在广州做田野调查,观察中产家庭与私家车消费的兴起,早些年林晓珊的《汽车梦的社会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6月版)从消费社会学的角度也曾对此做过调查。《驶向现代性》所论述的还是家庭消费的阶层化解释,她发现了许多私家车拥有者会通过车队共享一种集体身份——“在这些集体驾驶的场合,中产阶级感受到一种共同感:和自己的同类在一起。”

车队驾驶,是一种需要组织和协调的驾驶方式,它们与其他车辆在路上的社会交流问题也因此有某些独异之处。

在2006年至2007年期间,作者发现许多迎亲车队的车牌都用一种红纸覆盖,上面写着“百年好合”和“永结同心”等祝福语。车牌作为车辆对外的名字被遮挡了,是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一位多次担任婚车司机的受访人则告诉她,“结婚是人生大事,交警才不想在这种大日子里为难人。”遮盖车牌的做法持续了一段时间,随着安全意识和执法力度的提高,此后逐渐消失。写有祝福语的红纸,改为贴在车牌的上方或下方。当迎亲车队上路后,有的婚车为了跟上前车不惜闯红灯,而受访人表示“交警对婚车的违规行为要比对普通车辆更加容忍”。对保持队形的重视是车队这种驾驶类型的共同特征。自驾游车队也是如此,他们尽力让参与车辆排成一列,有了队列方才壮观,所以每辆车都有一个号码和对讲机。有了这些工具和方法,内部的沟通问题是解决了,对外呢?那就未必了。不会有其他车辆插入迎亲车队,即使误入也可能马上退出。自驾游车队无法避免这种情况,因为作者关注的焦点是车队的集体意识问题,关于此,并没有更多的论述。

作者当年观察到的这种车队交流方式,如今逐渐少了。让她感到困惑的是,当时一些很温和、很礼貌的司机加入自驾游车队后会变得暴躁,会咆哮,也就是开头提的那句话,“他们没有看到这儿有一个车队吗?”车队开着应急灯,他们认为应急灯和队列是一个明确的交流信号,是告诉其他车辆他们这是一个团体。甚至,他们有时不停按喇叭,要把其他车辆赶出车队所在的车道,“尽管在城里是禁止按喇叭的”。

《大卡车》:在警觉与放松之间


《大卡车》,[美]斯蒂夫·维斯利,孙五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1月。

在所有机动车种类之中,最让驾驶者担忧的是大货车,或者在此我们根据《大卡车》这本书的书名叫它大卡车。其担忧的,不是斯皮尔伯格电影《决斗》(Duel,1971)中令观者不寒而栗的“路怒症”卡车司机;人们畏惧的,还是大卡车的体型、超远的刹车距离以及司机的盲区。

《大卡车》的作者是社会学者斯蒂夫·维斯利(Steve Viscelli),他为了调查美国大卡车市场和卡车司机的劳动过程,参加了由货运公司主办的培训和资格考试,并成为一名卡车司机。并非每个参与者都能幸运通过考试,而成功入职者,则在货运公司欠下培训费,将要用半年或一整年的工作来偿还。货运公司以自雇、承包等方式控制司机。维斯利在这本书中用民族志的细节描述了卡车司机的这些劳动过程,当然他本人也喜欢开车,在他对驾驶工作的讲述中,读者可以得到有关卡车为何“危险”的解释。

效率对于货运公司来说是第一位的,司机无法选择货运项目和回家时间,货车不能停,个人需求——如上厕所、吃饭、洗澡、理发和购物——都安排在装卸货时间、下班后或在家时解决。在他的访谈中,卡车司机违规是家常便饭。他也违过规,一天实际驾驶12个小时,报告中只填写11个小时,规避“疲劳驾驶”的惩罚。而超长的驾驶时长必然导致睡眠的缺乏。卡车司机必须在警觉和放松之间保持平衡,人不可能一直处于紧绷状态,但是警觉性不高,又无法应对紧急情况。许多司机告诉他最担心的就是“瞬间”,也就是意识到要撞上去却已无法停车的那个瞬间:猛踩刹车,刹车可能会锁死,后面的拖挂车可能和牵引车折叠,最终翻车;变道,牵引车又可能失控。《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沈原主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自2018年开始系列出版)对国内卡车司机劳动过程也有类似访谈。

更多时候,卡车司机还必须警惕盲区,“我试图记住那些消失在盲区的汽车的品牌和颜色,但在车流密集的情况下很难都记住”。再加之大卡车本身在刹停和转弯方面的局限,即使司机反应敏捷、驾驶技术娴熟,也有很大的困难。

应当承认,卡车司机的驾驶技术和应急能力远高于大多数司机。私家车、小货车开车上路,需要了解卡车的特征,不与卡车并行,提醒卡车司机(如开启转向灯、按一次喇叭等)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超车。当驾驶者看到前方卡车司机开启左转灯提醒此时不具备超车条件(比如对向有来车或其紧急堵塞),接收到该信号后停止加速,直到卡车司机开启右转向灯,快速超车通过,并鸣笛感谢。这才是机动车有效的社会交流。


《一路顺风》(1984)剧照。

作者/罗东

编辑/宫子 申璐

校对/薛京宁

ad1 webp
ad2 webp
ad1 webp
ad2 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