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蒋介石总结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采取了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堡垒战术，蚕食性进攻，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
这一招棋也正打在博古和李德等人的痛处，他们的方针是与国民党进行堡垒对堡垒的“寸土必争”，结果争来争去，不但一寸未得，而且节节后退收缩。当时蒋介石分兵四路：北路军顾祝同，西路何健，东路蒋鼎文，南路陈济棠。四路大军压境，一口一口地吞食着中央苏区根据地，不断地拼掉红军的有生力量。
这四路军中北西东三路均为蒋介石嫡系，只有“南天王”陈济棠为广东军阀，向与蒋有隙，但在反共确是坐在一条船上的。
第五次反围剿最初由于敌人推进稍慢，加上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蔡廷楷、蒋光鼐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中央红军主力消耗不太大，战斗力还强一些。1934年5月后国民党大举向中心推进，红军由盲目地出击变成消极地防御，形势一天天地有利于进攻的国民党军队。
这时“南天王”陈济棠的小算盘开始打上了。他之所以起劲地向中央苏区进攻，并不是一心一意地听从蒋介石的“消灭红军”的统一指令，而是由于红军在两江一带发动起义，不断地将他南天王的地盘作为游击区，赤化起来，尤其是对于邓小平新开辟的会昌、乌宁、安远苏区，就在他的鼻子底下。他既不要老蒋染指广东，又怕红军势力强大了，在广东闹起苏维埃共和国来，所以不待邓小平把会乌安三县巩固稳就命令部队，拼命争夺回来，以拒红军势力向广东扩展。所以老蒋的“四面合围”的部署，他积极地承担起南路的进攻任务来，也好趁这次围剿巩固一下北线。他并不十分地指望五次剿共的彻底胜利，只是企图通过剿共，把渗入广东地界内的红军赶得离开他的地面，爱到什么地方闹苏维埃就到什么地方闹去，反正别处不是他的势力范围。
“图剿”半年下来，他发现事情远离了他事先的判断，这次的“围剿”比前几次要顺利得多。让他吃惊的是毛泽东这次好像被老蒋的堡垒打昏了头，怎么也不像先前几次的打法，有时连他自己也想不通，这样打下去，红军果真会叫老蒋吃掉，吃掉红军老蒋要干什么？三十多万大军就要压在他广东的北线上。
啊！陈济棠出汗了，是冷汗。他看到了老蒋的庆功酒不会在瑞金来喝，怕顺手就端到广东来喝了。
9月间，他的部队推进明显地慢下来，红军的北线，东线，顾祝同和蒋鼎文正为红军主力打得不可开交，而距离南线较近的“红都”瑞金仿佛还罩在原有的热闹之中。据情报部队报告红军的机关报《红星报》还在发表张闻天的文章，《一切为保卫苏维埃》。
这个毛泽东啊，还在这么硬拼着，面临绝境怎么会发出这样的政治宣传呢，“为保卫苏维埃”打光你的红军主力，苏维埃到哪里去保卫。
陈济棠心里盘算：如果让老蒋顺利进入广东，不说是动手，就这三十万大军吃上半年，广州还是我南天王的？
剿灭了红军也就成了引狼入室，还是留下点红军和你逗闷子去吧，我才不买你这帐呢。必须和共产党接上关系。
陈济棠主意一定便召来自己的心腹——参谋长杨幼敏。
杨幼敏笔直地行过礼站在他面前。
“坐，坐。
老弟别这么客气。随便聊聊。”
说是随便聊聊，可杨幼敏已见阵济棠的脸色里透出了庄重，知道要有大事。
“这些天剿灭共产党。敏弟，你看这仗下一步怎么打法？”杨幼敏早是陈济棠肚子里的蛔虫，又是他独霸广东的主要管家，焉有不明就里之说。
“是呀！下一步就怕该我们了，朱毛被灭这已是时间的问题，四十万大军的钢铁合围，他能撑多久。老蒋的三十万大军不会白白地就这么收起行李班师回营的。”杨幼敏一字一句地讲出了陈济棠要说的话。
“敏弟，朱毛不消灭，我们还有共可剿，朱毛一灭，我们无共可剿，剩下的就是人家端了咱的窝。留下点红军和老蒋做世代冤家去吧，有红军在，他老蒋这次就顾不上广东了。”陈济棠说出自己的打算。
第二天，杨幼敏带着陈济棠的书信上了路，临走时，陈济棠告诉杨幼敏：
“共产党是善于做统战工作的，他们的内线已跟我陈述了这事的利害关系，朱德已与我们通电。当然，红军的船我是不上的，他们的共产赤化是危险的，老蒋又和我们不穿一条裤子，保存下粤军就保护了广东。老弟辛苦一趟，去和红军谈判，这是你为广东立的头一功。”
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
红军代表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代表杨幼敏，黄质文(师长)，黄仕寰(师长)在寻乌县的一间二层木楼里进行了一场神秘的谈判。
一场奇怪的谈判达成了五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三、解除封锁；
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20里。
谈判期间，何长工，潘汉年收到周恩来用密语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别人不清楚什么意思，其实他二人心里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是：中央红军就要出发了。因此，协议的其他条款对于红军来讲已经没有意义了，红军此时的目的只有一个：借道。即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粤军，以便粤军撤出一条二十公里的通道。
1934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了突破封锁线的命令，进入陈济棠的防区。陈济棠履行了秘密协议，没有强力堵截红军，只是象征似地做了点小动作，几乎是护送着红军通过他的管辖区。
这次秘密协定对于红军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红军长征刚出发是大搬家式的行军，苏区的坛坛罐罐能带的都带着走，行军速度非常缓慢。如果陈济棠全力阻截的话，只怕是湘江血战的惨剧会提前上演。
如果说遵义会议挽救党，挽救了革命，那么这个秘密协议则是遵义会议的一个前奏曲，他为红军的生存提供了一个生存的机遇，而且，党中央及时地把握了这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