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常》
《无常》写于1926年，发表于同年半月刊《莽原》第一卷第13期，后收录散文集《朝花夕拾》。
散文以绍兴目连戏中的“白无常”为原型，在民间传说基础上赋予其独特的精神内核。这位阎罗殿的勾魂使者，身着雪白长衫，头顶高帽，手持破芭蕉扇，本是阴森可怖的鬼差，却在鲁迅笔下展现出令人动容的人性光辉。
当他奉命捉拿被庸医误治的癞子时，面对阿嫂撕心裂肺的哭喊，竟冒着触犯阴律的风险暂缓勾魂，最终因此遭受四十铁杖的责罚。这个充满悖论的形象，恰如鲁迅在文中所言：“他不但活泼而诙谐，单是那浑身雪白这一点，在红红绿绿中就有‘鹤立鸡群’之概。”这种超越阴阳界限的人性温度，在阴司铁律与现实社会的双重挤压下，最终化作“哪怕你皇亲国戚”的悲怆宣言，成为刺破黑暗的锐利锋芒。
专制铁幕下的阴阳倒错
在鲁迅构建的叙事迷宫中，阴曹地府竟成了照见现实的魔镜。当无常因“徇私”受惩时，那套冠冕堂皇的"得钱买放"罪名，恰似人间官府惯用的构陷伎俩。阴司森严的等级制度、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与阳世军阀政府的统治术形成完美互文。鲁迅刻意模糊了阴阳界限——无常手持的勾魂牌上“你也来了”四个大字，何尝不是对乱世苍生的终极叩问？那些在茶馆酒肆高谈“阴间报应”的看客们，浑不觉自己早已身处比十八层地狱更可怖的人间炼狱。
鲁迅以手术刀般的精准，剖开专制统治的千年病灶。当紫禁城的龙旗换成五色旗，不过是“同袍换袈裟"”的权力戏法。军阀们继承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统治基因，将“保境安民”的旗号化作敲骨吸髓的遮羞布。在绍兴水乡，我们看见知县老爷的轿子与无常的勾魂索异曲同工——前者用“皇粮国税”抽干佃农的血汗，后者以生死簿收割穷人的魂魄。这种权力的炼金术，将“牧民之道”淬炼成吃人的艺术，正如鲁迅在杂文中尖锐指出的：“所谓中国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
当无常的哭丧棒落下，围观者爆发出的不是悲悯而是哄笑，这种荒诞场景在鲁镇街头日日上演。茶馆里老栓攥着人血馒头时的虔诚，刑场上伸长脖子的“鸭群”，构成专制统治最稳固的基石。鲁迅冷峻地揭示：民众的麻木既是暴政的产物，也是暴政的养分。就像目连戏台下的乡民，他们为无常的遭遇掬一把同情泪，转身却能对饿殍遍野的惨状无动于衷。这种精神分裂式的生存智慧，使得"做稳奴隶"成为乱世中最稳妥的生存策略。
无常腰间那串哗哗作响的银锭，在漆黑的地府中划出转瞬即逝的光痕。这抹微光映照出被压迫者最后的尊严——当阿长妈妈讲述无常放生故事时浑浊眼里的希冀，当闰土将香炉烛台奉为精神寄托时的庄严，都是深渊中的自救尝试。鲁迅在《女吊》中描绘的“复仇厉鬼”，在《无常》里化作"暂放还阳"的温情，共同构成民间信仰中的反抗密码。这些游荡在乡土记忆中的鬼魂，实则是被压迫者用想象构建的精神法庭，审判着现世无法撼动的罪恶。
在这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鲁迅以鬼事写人事，用阴间照阳间，撕开了温情脉脉的宗法面纱。当我们在百年后重读《无常》，依然能听见那穿透时空的诘问：究竟是人变成了鬼，还是鬼尚且留存着人性？在权力与人性博弈的永恒战场上，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恰是鲁迅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