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七）：魏太武帝拓跋焘2
（9）南击刘宋
神麚三年（430年），大宋皇帝刘义隆北伐，魏朝将士王慧龙、韩延之、安颉等人率军顽强抵抗，反击宋军，宋军无力抵抗，北魏先后攻克金墉、洛阳、虎牢、滑台等地。此为后魏南朝第二次大战（第一次为423年魏明元帝拓跋嗣同南朝刘宋的大战）。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南朝宋经过元嘉之治后，国力昌盛，使得宋文帝刘义隆幻想”封狼居胥“。于是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秋七月，宋文帝刘义隆下诏北伐。刘宋前期进展顺利，夺取了济州，进兵围困滑台。但是到了十月，北魏拓跋焘准备反攻，先派猛将陆真突入重围，安抚滑台守军，随后，一举击溃了王玄谟所部。拓跋焘进兵东平，迫使刘宋军队放弃了济州。拓跋焘命令诸将，可以不顾坚城在后，兵分五路，大胆的向南长驱直入，纵深穿插：拓跋仁从洛阳出兵直趋寿春，长孙真直趋马头，拓跋建直趋钟离，拓跋那直趋下邳，拓跋焘亲自率中路军出东平，攻向邹山。在鲁郡太守崔邪利投降之后，拓跋焘派遣使者以太牢祭祀了孔子。拓跋谭歼灭了胡崇之等人的三座大营，又在一夜之间击溃了臧质的大军。拓跋仁攻克了赵淮防守的悬瓠，击破刘康祖所部，俘获胡盛之、王罗汉等人。到了12月，拓跋焘抵达瓜步，拓跋仁抵达江西，拓跋那抵达广陵。这几路北魏远征军，几乎是在同一天来到了长江的岸边。除了一些坚固城池之外，北魏军所经过的城邑，刘宋几乎都望尘奔溃。投降北魏的人，更是不可胜数。迫使刘义隆向北魏求和。拓跋焘几路远征军虽然都进兵至长江北岸，但魏军还不具备渡江灭亡南朝的条件，并且北方人不习惯南方气候，军中士卒多染病。北魏听闻盱眙有积粟，欲以为北归之资，但在辅国将军臧质、盱眙太守沈璞等人的抵抗下，攻城不克，损失惨重。北魏军队在大量的掠居民、焚庐舍之后，回到了魏国。
至此，拓跋焘实现了“饮马长江”的志愿，而刘义隆只落得了“仓皇北顾”。
（10）遇弑而死
拓跋焘晚年脾气暴躁，诛戮过多，常常在杀完人之后后悔莫及。由于刑罚严酷，国内曾经几度政治混乱。后又在中常侍宗爱的煽动下，逼死了景穆太子拓跋晃。正平二年二月初五日（452年3月11日），宗爱怕被太武帝诛杀，先下手为强弑杀太武帝。拓跋焘享年45岁，在位29年，葬于云中金陵，庙号世祖，谥曰太武皇帝。
（11）为政举措 ①政治 a.改革官制
始光元年（424年）正月，设置右民尚书。
神麚元年（428年）三月，设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居别寺。
神麚元年（428年）七月，诏令各征镇大将依照品第等级开府，以设置佐吏。
延和元年（432年）三月，改代尹为万年尹，代县县令为万年县令。后又恢复原称。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侍中、中书监、宜都王穆寿，司徒、东郡公崔浩，侍中、广平公张黎辅政，设置通事四人。又选各曹良吏，在东宫办公处理事务。
正平元年（451年）七月，因为各曹官吏过多，裁减其员。
b.政治联姻
太武帝即位后，善于审时度势。他在采取战争手段的同时，根据形势，也力争通过通使、贡赐、联姻，缓和与敌对政权间的矛盾，建立友好关系。太武帝统治的30年间，北魏和柔然、刘宋、胡夏，北燕、北凉，互通使节，相互贡赐财物的事实不胜枚举。相互联姻，也不乏其例。如神麚元年（428年），太武帝把俘虏的夏国皇帝赫连昌迎至首都平城，不仅供奉丰厚，封爵为王，并将其妹始平公主嫁给赫连昌。在此之前，太武帝已纳赫连昌的三个妹妹为妃，并立其一妹为皇后。
延和二年（433年），太武帝派使臣册封北凉君主沮渠牧犍为王，并将妹妹武威公主嫁给沮渠牧犍，纳沮渠牧犍之妹兴平公主为昭仪。
延和三年（434年），太武帝以西海公主嫁柔然可汗吴提，并纳其妹为夫人。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太武帝率军伐宋，直抵瓜步。在胜利形势下，他主动遣使求和、请婚。他以其孙示宋使曰：“吾远来至此，非欲为功名，实欲继好息民，永结缘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孙，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马不复南顾。”表示了他要通过联姻，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当然太武帝采用联姻、通使、贡赐等手段的动机，并不是很纯正的。
②经济 a.发展生产
拓跋焘为了完成统一大业，能有效地使用战争和和平手段，足见对经济，思想文化建设也很重视。他说：“财者，军国之本”。他懂得物质财富是关系到战争胜负，政权存亡的大事。《魏书》记载：“世祖继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倍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牣膳府。“他根据其统治区民族众多，生产方式不一等情况，坚持实行不改变各族人民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政策。既重视汉族人民农业生产，也重视少数民族的畜牧射猎习惯。通过发展农牧业生产，征收人民租调，接受各族朝贡和通过战争掠夺等手段来增加物质财富，保证军国费用。
b.奖励农业
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采纳高允“广田积谷”的建议，下令“悉除田禁，以赋百姓”。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太武帝采纳古弼建议，削减上谷苑囿之半为民田。太平真君末年，太子拓跋晃监国，推行有牛和无牛人户换工种田做法，“垦田大为增辟”。农业随着耕田数量扩大而大大增产。
始光三年（426年），太武帝诏罢众多的杂营户隶属郡县，增加纳税人户。另外，太武帝屡下“宜宽租赋，与民休息”的诏令。太武帝还奖励“劝农平赋”的守宰，严惩贪官污吏。以上做法，减轻了百姓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北魏前期，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仍占重要地位。它是财富和战马的主要来源。畜牧业形势好坏，不仅关系到财政形势，并将直接影响到以骑兵为主力的军队的素质。因此，太武帝对畜牧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视的。
神麚二年（429年），打败柔然、高车之后，太武帝“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至五原、阴山，使其耕牧而收其贡赋。……自是魏之民间，马牛羊其毡皮为之价贱。”神麚年间，“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这些记载，反映了太武帝对畜牧业的重视，及当时畜牧业的繁荣状况。
c.节约开支
太武帝把节约开支，减少浪费也当作保证军国赞用的重要措施。史载他“性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不兼彩”。凡“赏赐，皆是死事勋绩之家，亲戚爱宠未曾横有所及。”太武帝反对更竣京城，修饰宫殿，反对佛教，严惩贪官污吏，常常是从爱惜民力、物力着眼的。太武帝的一系列节约开支作法，无疑对保证军国用费，减轻百姓负担起到积极作用。
③军事
太武帝特别重视军队建设。蒙古大草原的游牧射猎生活，锻炼了鲜卑人健壮的体魄，剽悍的性格和高超的骑射技艺。军队，特别是骑兵，是北魏克敌致胜的重要工具。太武帝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屡下诏令，申明纪律。他对战争中“尽忠竭节”，“蹈锋履难”的将士，或升官进爵，或赏赐以人口、牲畜及金银、古玩、缯帛等物质；对违犯军纪者，则给予严惩，虽亲贵重臣，也不宽贷。如鲜卑贵族丘堆，明元帝时以军功封侯，太武帝时封公。
神麚元年（428年），他与司空奚斤奉命率军追击夏国皇帝赫连昌之弟赫连定时，当他听到奚斤兵败被俘消息，竟弃兵而走。太武帝下令将临危脱逃的丘堆斩首。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中山王拓跋辰、内都座大官薛辨、尚书奚眷等八将，“坐击柔然后期，靳于都南”。尚书令刘洁，因矫诏改易讨伐柔然诸将的会期，致“柔然远遁，追之不及”，加之犯受贿等罪，太武帝下令“夷其三族”。
太平真君八年（447年），扶风公元处真等八将，在镇压盖吴起义的战争中，“盗没军资，所在掳掠，赃各千万，井斩之”。太武帝很好地使用了其掌握赏罚之权，整肃了军纪。
另外，太武帝本人，在战争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英勇精神，对激励将士奋勇杀敌，保证战斗胜利也起了积极作用。如始光四年（427年），太武帝亲率三万轻骑，突击夏国都城统万。他与将士一道，顶着风沙，强忍饥渴，和夏军恶战于统万城外。他曾因马蹶而坠地，上马后仍继续战斗，速杀夏将十余人。后又身中箭伤，但他仍然“奋击不辍”。由于太武帝领导的军队纪律严明，在战斗中又能身先士卒，“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
④文化 a.尊孔修文
太武帝在执政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要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仅需要武功，而且需要“文教”，即通过宣扬礼、乐、法度来化民。他在神麚四年（431年），取得败柔然，降高车、灭夏国的军事胜利后，就提出“偃武修文”。偃武，他做不到；修文，确实是重视起来了。他非常尊崇孔子，提倡儒学，大量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政，目的是要用儒家学说统治百姓的思想，利用汉族知识分子的知识和经验治国安邦。
b.太武灭佛
拓跋焘继位之初，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但是佛教势力发展过于迅猛，佛教徒人口增加，拓跋焘在军事战争中日益感到人力的缺乏；另外佛教进入中原后也吸收了谶纬学说，搞一些神秘理论，妨害到了皇帝的权力。加之，拓跋焘所宠信的崔浩深信道教，在崔浩的诋毁下，拓跋焘渐渐疏远佛教。在太延四年（438年），拓跋焘诏令五十岁以下沙门尽皆还俗，以从征役，解决翌年西伐北凉所需的人力问题，在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拓跋焘又下灭佛诏，指责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及师巫、金银工巧之人在家者，限于二月十五日前遣送官拓跋，不得藏匿。过期不送，一经查实，沙门身死，主人门诛，以加强政治控制。而且在拓跋焘皇帝镇压盖吴起义的同时，发现关中地区的佛寺内藏匿武器，拓跋焘怀疑僧侣与盖吴相勾结，于是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下诏灭佛。宣布佛教为邪教，在各地焚毁所有的佛像和佛经，沙门无少长悉坑之，禁止佛教的传播。
经过拓跋焘的灭佛，北方地区佛教势力一时陷于衰落，直到拓跋焘死后，继位的文成帝拓跋濬颁布了复佛法诏，才得以复苏并发展。
c.创造文字、推行楷书
当时，一字多义的现象非常多，很容易让人们在阅读时产生歧义。为此，拓跋焘还主动下令创造了一千多个新字。拓跋焘还下诏说，“黄帝在时，命令仓颉按照动物的行动轨迹制作文字。从那之后，我中华之文字就可以随意更改，小篆、隶书、草书和楷书一起并行在世间。正因为如此，典籍越有年头，在传习的过程中也就越容易产生错误，使得文体发生错误，读者难以理解意思。因此，从今之后，朕决定全国上下都以楷书为制式字体，文章书写永远都要用楷书。”
拓跋焘的这一举动，极大地方便了文化典籍的世代流传。
光阴荏苒，如今，拓跋焘已经并不存在了，但是他的风采依然是北朝历史的重头戏。拓跋焘做得最有风采的一件事就是将楷书作为书面语立为制度，正是这种制度让每一个识字不多的人都有资格传习和破译典籍，可以让新时代的人们看到文物上的文字依然能够简单理解其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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