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渐的《西游八十一案》系列（五部，2012—2024年），到魏风华的《唐朝诡事录》系列（三部，2013—2016年），再到冶文彪的《清明上河图密码》系列（六部，2015—2019年）与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上下册，2017年），大约十多年前，国内曾一度形成过一个古风悬疑小说创作的高峰，其中不乏佳作。
而经过一段时间的作品沉淀、影响力扩散与影视开发周期，这些小说又引发了近年来古风悬疑剧集拍摄与播出热潮的兴起，上述举例的几部作品在最近几年间就先后都有剧集改编，比如《长安十二时辰》（2019年）、《唐朝诡事录》（二部，2022、2024年）、《四方馆》（2024年）与《清明上河图密码》（2024年）等。
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小说借助影视改编而进一步扩大了文学作品的大众影响力，剧集也反过来依靠小说原本扎实的情节内容而获得了自身起码的质量保证。
异域、行旅与传奇故事
在这些古风悬疑小说与影视剧作品中，“唐朝”是一个被反复书写的历史时空。唐朝（主要是盛唐）以其外交开放、经济繁荣、文化多元等时代特征，从而具备了更多传奇想象的可能性，悬疑与推理故事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类。比如在当时的长安城中，不仅汇聚了突厥、回鹘、契丹、吐蕃等少数民族，还有来自波斯、粟特、大食、日本、新罗等世界各国的使臣、商人、留学生与宗教人士。如此复杂的人员流动无疑为犯罪者藏匿自身的踪迹，提供了一种遮蔽和保护。这也就构成了后来罪案发生、侦探查案与推理展开的绝好契机。
比如《长安十二时辰》中潜入长安城意图破坏的“狼卫”，俨然就是爱伦·坡笔下“人群中的人”，也是小说人物福尔摩斯口中所说的隐藏在伦敦四百万城市居民中的犯罪者。而张小敬要在十二个时辰之内捉住狼卫、保卫长安城，则是当代美剧中流行的“都市反恐故事”（比如《24小时》《国土安全》）的“唐代翻版”。
与这些远道而来的行旅者一起进入悬疑故事世界的，还有产于西域的各种具有迷醉、致幻功能的奇花异草，或者是极具传奇色彩的民间传说。比如剧集《唐朝诡事录》中的“长安红茶”，或者是小说《西游八十一案：西域列王纪》中的“大卫魔瓶”。
在并不具备现代科学信仰与检测技术条件的唐朝，这些带有奇幻风格的情节元素的出现具有其历史合理性，且为故事的展开——特别是谜案的设计——带来了迷人的异域风情与巨大的想象力发挥空间，即这些发生于唐代的悬疑故事多为“诡”案。与此同时，在案件最后，随着真相渐渐浮出水面，一切幻象与传说都要获得来自现实与科学上的解释，侦探文学的理性特征反过来构成了情节收束并回归现实的最终保障，所谓“穷造化之谲诡，何神怪之有馀”，从而使其有别于一般的奇幻故事。
在唐朝这样开放且包容的时代背景下，不仅有各国人士汇聚长安的都市罪案故事，更有从长安出发，一路西行冒险的旅途传奇。比如剧集《唐朝诡事录》第二部的标题就是“西行”，讲的就是苏无名与卢凌风一路西行过程中的种种见闻、遭遇与破案经历。又如小说《西游八十一案》更是干脆以西天取经为故事基础，让玄奘法师化身侦探角色，将“九九八十一难”变成光怪陆离的“八十一案”。
更有趣的地方还在于，如果说小说原著中玄奘西行的故事应该是“Go West”，那么根据《西游八十一案：西域列王纪》改编的剧集《四方馆》英文名则是反过来的“Go East”，剧中不仅完全去掉了玄奘这个主角人物与西行故事的核心情节，还将其改编为四方馆这个古代外交接待机构的日常工作生活。表面上看，如此大刀阔斧的改编近乎于“魔改”，但其也抓住了小说原著中的一种属于唐代的开放精神。换言之，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无论是接待四方来客，还是远赴异国探访，二者在关于唐朝的想象方式上，仍具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市井烟火与日常生活
如果说故事背景设置在唐代的古风悬疑小说与影视剧多充满了传奇色彩，那么以《清明上河图密码》为代表的宋代探案故事则更偏向于对市井烟火与日常生活的表现和描摹。
正如这个系列小说所依托的画作《清明上河图》一样，其本来表现的内容就是北宋东京汴梁城中的市井生活、民间风俗、节日集会与商贸活动。绘画所采用的散点透视的画法与长卷展开的形制，也决定了其关注的重点并非某一两个核心人物，或者是个别的“奇案”“诡案”，而是借着不同案件彼此间的盘根错节，展示一座城市中居民生活的群像。
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颇为准确地捕捉到了原画中的某种精髓。作为一部古风悬疑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并非以案件的离奇、手法的精妙或逻辑的缜密而取胜，反倒是其中对于日常市井生活的细致描摹，以及小说所采用的足够耐心、娓娓道来的笔触，文白交融、典雅流畅，加之一些间或出现却颇为精彩的诗词创作，为读者营造出一种历史质感与沉浸式阅读体验。
比如小说第一部中的章节标题，多采用“闺阁、画作、田产”“信笺、枯井、货船”“香袋、耳朵、卖饼郎”等名词并置的形式构成。这种形式，一方面对应着小说中纷繁众多的情节、人物与器物线索，另一方面又正是对《清明上河图》散点式构图的继承——无论在画作还是小说中，物与物、人与人、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多为并列关系，而并不具备绝对意义上的主次先后之分，整幅画面与整个故事意义的呈现也是最终依托于不同的人、物、事件所构成的整体。
在这样的世俗风情画卷中，作为侦探人物的赵不尤身上，也更具有一种日常性与平民感。比如他虽是皇家宗族子弟，却是“第一个从敦宗院中搬出来的宗族子弟。到民间做了讼师，才让他觉着自己是个活人”，其中充满了对日常生活与市井民间的向往。
又比如同样在古代都市生活表现上颇为出色的《长安十二时辰》小说及剧集中，张小敬穿梭于长安108坊，最难以忘怀的是路边摊上卖的水盆羊肉，似乎也是一个典型的平民侦探形象。但张小敬之所以拼尽全力破案，仍是因为他心怀守卫整个长安城的宏愿。相比之下，《清明上河图密码》中的赵不尤不畏艰险，坚持查案，则更多是出于一种无法抑制的本能的欲望：“虽然目前这案子毫无头绪，却已能感到，背后牵连必定极广。官府已压住这案子，不愿再查，赵不尤却停不住。就如农人理田，见一丛禾苗无端枯萎焦黑，怎能视而不顾？”
由此，再来看根据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改编的同名剧集，其中汴梁街景的搭建与服化道等物质文化层面的还原已经相当出色，甚至每集最后的“宋潮小百科”更是对这些宋代都市日常生活进行了逐一的解说。但在角色选取与身份设置上，该剧还是出现了一些破坏日常感的问题。比如主角的口音差异，很容易让观众跳脱出对于历史上东京汴梁的想象。又比如该剧将女主角温悦作为杀手组织成员与武林高手的身份设定，也走的是“传奇”而非“日常”的改编路径。
总而言之，在近年来的古风悬疑影视剧热潮中，我们既能看到文学与影视之间的紧密关联与相互推动，也不难从中分辨出唐风与宋韵、传奇与日常两种不同的风格取向。
最后需要说明的两点是，第一，所谓“传奇与日常”并不一定非要对应“唐朝—传奇”“宋朝—市井”等既有的历史时空想象。比如2024年出版的小说《貔貅刑》（作者：记无忌），就是在北宋的背景下讲述了一个极为传奇的故事。换言之，这只是两种不同的故事风格，而不必拘泥于历史朝代本身。第二，无论是哪种风格的故事，侦探类型都起到了一种重要的平衡作用。比如前文所述在唐代“诡案”中，侦探类型将传奇想象收束为现实故事，将不可解的幻象最终解读为人为的心思与设计。又比如在宋代“日常化”的故事中，罪案与查案又反过来构成了日常平淡生活中的传奇性片段，为情节的展开增加一些戏剧性和悬疑感。由此，国产古风悬疑小说及影视剧中的案件与查案情节，就构成了一种有效调节传奇与日常的辩证法，而这也或许是“古风”题材为何偏爱与“悬疑”故事结合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