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见皇上,还要交银子?这是什么规矩?真要交的话,也该朝廷来出,我可没钱”。1881年,从新疆凯旋归来的左宗棠奉旨进京复命,竟然被守卫拦着索要税银。
按照官职,左宗棠要交4万两。两袖清风的左宗棠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银子,结果,竟然在城外等了好几天。亏得朝廷发话干预,左宗棠才“免费”进门了,算是一个破例的。
崇文门是清朝时期百姓、官吏、商品进京缴纳税银的门关,守卫有权收入门费。凡是在地方任职期满返京的高官,也要照例交钱。越是肥差,交的就越多。也许当时贪污太普遍了,守卫不肯放过发财机会。
可惜,他们这次拦错了人。左宗棠确实是个大官,握有实权,雄霸一方。但他不但没钱,还穷得叮当响,时常找别人借钱。一来,他不贪污受贿,二来,他还热衷接贫济困,乐善好施。这样入不敷出的人,怎么会有钱呢?
左宗棠领兵收复新疆时,军费开支很大,一年高达800多万两。当时国库紧张,东拼西凑,每年能勉强支付200多万两。为了祖国统一大业,左宗棠不惜一切,向国外富商借高利贷作为军费。但是高额的利息也让他心疼,不愿借债太多。结果,西北军营因为军饷不足,官兵经常忍饥挨饿。
最严重的一次,有4个月没发军饷。拖欠军饷,一般来说后果严重,轻则军心涣散,重则引起哗变。可是,将士们宁可忍受饥饿和寒冷,也没有闹事。甚至左宗棠提出发饷时,他们竟然不愿意领。
数十万大军跟随左宗棠深入环境恶劣的新疆,肚子吃不饱,还随时会在战争中丢失性命。但即使是这样,他们对拖欠军饷也毫无怨言,乃至主动不领取。原因很简单,他们太相信自己统帅左宗棠。
若是主帅贪污,故意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将士们当然会不满、造反。可是,左宗棠的清廉之名,人尽皆知,在晚清腐败横行的官场,他成了一股难得的清流。部队上下十分清楚左帅实在是没钱,而且他和普通士兵一样吃住,跟他们同甘共苦。
左宗棠3岁就会背《三字经》、《千字文》,5岁开始背诵《论语》、《孟子》。再大一点,开始系统学习四书五经,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忠君爱国、克己奉公、乐善好施、廉洁清明。
任陕甘总督时,左宗棠还兼任茶马使(负责内地与西北茶叶贸易的官员)一职,而且有工资。左宗棠在任10年期间,虽然按时领取,却从没动用。直到离任前,左宗棠才打开库房,清点数目(30多万两),原封不动交给继任总督杨昌浚。
左宗棠交代杨昌浚说:“西北建设肯定需要大量经费,如有急需,你就用这笔钱开支”。后来兰州修建黄河铁桥时,靠的正是左宗棠这笔银子。所以,当地人把桥称作“左公桥”。
1877年,左宗棠曾经主持修建兰州城门。这项工程,用工170万,历时1年。会打算盘的左宗棠主要用的是防营兵,当时有11个营参与工程。如果按正常劳力计算,工程造价得10多万两银子。
由于用工没花钱,实际只花了3397两银子购买材料。左宗棠向工部上报,请求报销。没想到,工部觉得工程太便宜了,驳回报告,不予报销。他们要求左宗棠修改单价、工程量,重新做一份报告。意思很明显,造价越高越好,他们才有利可图。左宗棠不想同流合污,懒得理会,就自己掏腰包了事。
除了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左宗棠对后代要求也很严,不允许子女沾染官场恶劣习气。1879年,左宗棠四子左孝同到西北探亲,左宗棠专门写信交代:只能住在总督府,不许外出应酬,只许使用一个厨子、一个打杂,不许多用人。虽然左宗棠俸禄不低,他却从没想过给儿孙买地买房,而是都拿出来做公益:办学校、资助贫困或者救死扶伤。
左宗棠有功有过,但是瑕不掩玉。他的爱国、清廉,都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官僚,包括与他齐名的张之洞、曾国藩、李鸿章。作为历史人物,他不是完人。但是,他身上闪光的亮点,足以照耀后辈,值得敬重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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